郭西元是山东诸城人，早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现任深圳大学教授，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文人画研究所所长。郭西元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画家，山水和花鸟都很擅长，在画家圈子里，他是一位喜读书、善思考、有追求的人。去年初夏，接到郭西元寄来他的文集《论艺术》，其中多篇文章涉及当前中国书画界都在关注的问题，如关于中国画的民族根源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关于书法的美学精神的研究，都颇有见地，足见他对民族文化思虑之深、瞻顾之远。近年来，深大艺术学院建立了文人画研究所，由他出任所长，从学术研究的高度对中国画的精髓，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探索，在当前书画界一些人追逐西风时尚的小市民庸俗潮流中，可称砥柱远瞻之举，有功于民族文化意义深远，未可等闲视之。

　　郭西元是一位成熟的画家，他的画里充溢着文化精神和书卷气息，雅逸悠然，温润平和。在快节奏、高消费、忙竞争的现代城市生活里，郭西元的艺术追求，显然流露出浓浓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然而，却好像炎夏里的一丛绿茵，燥闷中吹来的一缕清风，带给人们的是难得的舒展、宁静和解脱。这样的境界追求，我认为不仅仅是美好的，更是高尚的。文人画是中华文化递进、传承、凝聚的结晶，它的历史根源悠远，它所承载的东方哲理、人文、诗学审美精神非常深厚，以至于陈师曾把文人画的历史覆盖到汉代以来。仔细想想陈师曾的观点也不无道理，虽然我们承认文人画开始酝酿于宋，发展于元，至明清之际而达高峰，但是它的源流的确应该上溯到远古时代。事实上，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条件下，在传统文化因素的孕育下，文人画的衍育和发展，应该说是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也应该说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在更高层面上的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但是在20世纪很长时期里，持激进文化改造论思想和全盘西化论者，对文人画的否定乃至人为的打压，使其命运与传统文化一样，造成元气大伤的后果。当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后知后觉的从一贯的泛政治思维习惯下，面对新的历史进程建设人文和谐的现代诚信社会时，才开始意识到民族文化精髓的缺失，带来的消极后果。在当下中国画可谓空前繁荣之时，传统写意精神却有淡化消失的危险，杰出的大写意画家后继无人，好的写意作品较少出现，这里既有艺术市场化带来的影响，更深层的原因则应当从传统文化精神的长期斫伤与淡化诸方面去追索。从事文化的画家缺少文化，已是众所周知的当下现象，要有所扭转改进需费长时间大力气。郭西元有志于此，以文人画的研究和实践为己任，可谓任重而道远。

　　郭西元从艺多年，书法、绘画、篆刻全能，绘画方面，花鸟、山水、人物兼擅，是属于通才型的画家。他早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受过现代美术教育。所谓“现代”是指注重造型训练、偏于西方模式的教育，经此教育者造型能力提高是其优长，但西方写实理念先入为主，难免对笔墨、意境、情韵等写意精神的领悟迟了一步，以致有终其生而不悟者，所谓“笔墨等于零”论的执迷，与此不无关系。多年来有志之士在思考和呼吁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融合中西而发扬传统中国画的教学系统，显然是一个理想，也只有在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方向并努力确认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的今天，方才可能实现。郭西元在中国画的修养、成就达此高度，是经过多年苦辛努力自有一番漫长的思索、研究和认识过程的，在他的论文《中国画首先是中国的》里，引用傅抱石先生的话：“中国绘画的一切，必须中国人来干，”是一位画家简洁而清晰的宣言，抱石先生的话无非是主张一种自主、自立的精神，中国画为中国人所创造，为中国人所理解和喜爱，它的发展问题当然也要由中国画家们来决定。郭西元也是这样想、这样实践的。

　　我看到郭西元的画以花鸟、山水为多。他的花鸟画视野比较宽，既有传统的梅、兰、竹、石，也有文人的案头清供，以至路边拾趣的蔬笋、椒黍之类，皆入画囊。我的大印象是他的画较注重美质的追求，介乎大写意与小写意之间，有大写之奔放爽朗而去其粗放犷悍，如小写般精到传神而更为疏爽流畅。在这里我感到画家的特立独行的精神，向古人向前人学习，谦虚而勤奋，但是不依傍、不照抄、不复制古人和前人。和一些写意花鸟画家不同，郭西元的画里较少看到吴、齐、潘的身影。从他的作品里明显感到画家有意识的追求他心目中的目标，那是属于既古老又新颖、既传统又现代、既写意又唯美的目标。在他的画集里有一幅题为《晨曲》之作，以古藤和麻雀为题材，苍老虬曲的藤干以淡墨勾点，再以焦墨枯笔皴擦，淡而厚、苍而润。用笔松动，若不经意中极得意趣。其中穿插藤花嫩叶，点染淡紫与嫩黄，几只麻雀或立或飞，点缀其间，构成明媚优美的画面。画上题字有句：“古藤或有篆意”，看来书法、篆刻和绘画相通之处，画家在笔墨挥洒中理解得更深入、更微妙。此外，如《秋艳》、《秋晴》、《晨曦》等，响亮的雁来红和红荷令画面颇有明艳之感。

　　郭西元的文人情趣作品里，还有一种手法绵密、接近写实的，我姑称之为“细笔”之作，如《普洱茶熟当胜酒》、《瑞气》、《古调》等，介乎工笔意笔之间，画意深致绵密而笔意秀润晴朗，更是别具一格。其中《瑞气》一幅，堪称画家寄意之作，画上清供除文房四宝，就是画家喜爱的梅、竹、水仙、灵石，组成一幅清新淡雅的画面。

　　西元的山水画也颇有特色，属于意笔水墨山水画，和当下较普遍的用笔厚重、布置繁复的山水画风格相较，自然别有一种恬淡轻灵、超然洒脱的特色。王国维《人间词话》二则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中国山水画的高妙即在造境与写境之运用随心，“造”也者，主观之创造，“写”也者，客观之抒写也。画家与诗人之不同在于前者属造型艺术，物象之抒写不可或缺，所以石涛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讲乃人与山川之间互孕、互动，相辅相成的关系。画家“搜尽奇峰”而后在画室案头的创作，既是写境也是造境，只是依个人所取之不同而有所偏重罢了。西元的山水脱胎于大自然，却更多“造境”，笔墨氤氲气象浑沦，恍惚迷蒙云水烂漫之际，极大地调动着观者的想象和创造思维，更重要的是令观众陶醉在画家大手笔下水墨随性泼洒悉心收拾的意境美感中。中国画笔墨之美、笔墨之必要，则不言自明矣。

　　观西元之画，如人行山阴道上，美景应接不暇。然画家生涯漫长而丰富，盖因不断创造和变化中，书家有“人书俱老”之说，是谓人与艺术俱臻成熟之境，西元正当盛年，峰回路转，美景在前无限当可预期也。

　　2006年春正于京华道不孤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