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搞论资排辈,按所谓官的大小、本领的大小排座次，这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事。

　　大凡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在108位各路英雄好汉云集“水泊梁山”后，令山大王晁盖和老二宋江大为伤脑筋的是如何论资排辈，按辈分的方式，给108位各路英雄好汉排好座次，使每位有座次的英雄好汉都心服口服，不至于产生因座次排得“不公正”而闹不团结，使各路英雄好汉互相打起来。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美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时兴起了对20世纪中国百年美术搞如“水泊梁山”那样的“英雄好汉排座次”的事。且自那以后至今的20多个年头来，在中国美术界搞给“英雄”与“好汉”排座次的活动，经久不衰，并产生众多个“版本”的“排座次法”。现列举于后：

　　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与蒋兆和，是一种排座次法。

　　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叶浅予、李可染、吴作人和蒋兆和，是另一种排座次法。

　　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高剑父、刘海粟、林风眠、潘天寿、傅抱石、吴作人、蒋兆和、叶浅予和李可染，又是一种排座次法。

　　在1997年于北京钓鱼台举行的“97潘天寿艺术研讨会”上，有发言者说：“潘天寿先生是近代文人画大家。主要花鸟画家很多，从明朝的徐青藤、八大山人，到清末的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几百年就出了这么几个大画家。”这当然也是一种排座次法，但非常荒谬。因为，潘天寿生于1897年，说他生于清末，可以。但他在艺术上的主要成就不是在清末，也不是在民国时期，而是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时期，即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因为，标示潘天寿为中国画大师的代表作，都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

　　到了近日，笔者又看到两种有意思的排座次法：一种是著名美术史论家陈传席新近由《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出版的《〈画坛点将全集〉——评现代名家与大家》一书中，是这样排座次的：李瑞清、吴昌硕、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潘天寿、刘海粟、傅抱石、李可染、蒋兆和。

　　另一种是前不久，《文艺报》报导老画家周韶华赴京画展座谈会，又出了一个这样的排座次法：林风眠、吴冠中、周韶华。

　　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中，对于哪位画家能进入被排入的座次，此乃非同小可之事，这标示该画家的艺术成就和其在美术史上的显赫地位。公正地说，即使许多至今尚健在的年过古稀，成就卓著，且德高望重的知名老画家，都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列入20世纪排大家的座次中去。可是，也有人喜欢大言不惭，乐此不疲地把自己排进去。有关中国美术界如何对20世纪“英雄好汉”排座次的事，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文化现象。

　　由于在对画家的艺术成就以及地位，他应在美术史上摆在什么位置上，持有不同的看法，另外要看排座次的“权利”掌握在谁的手上，如掌握在持学术公正态度的美术史论家手上，座次就可能会排得公正一点。还有，由于历史的原因，若徐悲鸿的学生来排座次，那么徐悲鸿肯定会排在刘海粟之前，反之，刘海粟肯定会排在徐悲鸿之前。至于出现林风眠、吴冠中和周韶华这样的排座次法，则表明时至今日，有人就是这么认为，他们有改写历史的神功。在他们看来，一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如同一团可以任人揉捏的泥巴，只能按他们的那种现代主义思路的准则去写，这真是很有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无论是那种排座次法，都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以来，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进步美术的著名代表人物，为中国革命和进步美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如王朝闻、华君武、蔡若虹、古元、胡一川、王琦和彦涵等老一辈著名美术家统统排除于其外。

　　另外，从已知道的多种排座次法中，大多偏重于中国画，对于诸如油画方面的李铁夫，版画方面的黄新波和李桦，雕塑方面的李金发和刘开渠等杰出的人物，统统都被排除于其外。所以，迄今为止在美术界出现的对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的种种排座次法，并没有真实和全面地反映20世纪百年中国美术的历史真实性。我认为，一部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同步发展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如果按照业已出现的“英雄排座次”的思路去写，那就会乱套了。

　　人们从以上对中国20世纪以来美术家排座次的多种排法中，能够悟出一些什么样的道理来呢？作为一位画家，他应当在美术史上占据什么样的历史位置，是一般性的画家，还是大家或大师级的人物？我认为是由历史来裁定，由时间老人来说了算。而既不是由画家的亲属、后人和学生的人多势众来说了算，更不能由尚健在的画家自己，急急忙忙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八大或十大”的大家或大师级的名单之列，干出丢人现眼之事来，给自己制造历史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