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25版）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近百年以来对传统否定过多，当传统被认为一钱不值的时候，一个民族怎样找到自己的精神依托，一个画种怎样找到自己的价值目标？这不是说我们只认同传统，不要借鉴外来的东西，不做新的探索，我们当然要进行各种新的追求，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在多元趋势中把握住自己，而不是迷失和丧失自己。提高中国画特别是笔墨的鉴赏力，需要我们大家来努力。

　　经验是个体的、个别的，但个人之间的经验可以交流，有些经验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别人可以参考。毕竟大家都画中国画，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当然，有些个人经验不可学或学不了。独特人生经历和独特感受投射到自己的笔墨上，别人是学不来的。倪云林的“逸气”是学不到的，八大的悲狂也如此。但学倪云林的渐江，学八大的潘天寿、齐白石，都成了大家，这不是意味深长的么！总结经验并不意味着选样板、竖标杆，而是辨识、鉴别、鉴赏、归纳、分析，把有价值的东西找出来，并通过求同存异的交流，促使我们和受众鉴赏力的共同提高。古代画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画家对笔墨经验的总结，从荆浩到黄宾虹，他们论述笔墨的经典言论，都与他们自身的笔墨经验有密切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经验，如正、邪、高、下、深、浅等等。只要能够恰当对待，任何经验都是有益的。大家都在学习传统，也都在进行新的探索，意见不一，评价不一，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是十分正常的。都成功、都成熟、都伟大，才是不正常的。

　　笔墨经验包括笔墨自身以及与笔墨密切相关的问题。笔墨自身的质量，一在力感，二在韵味。力感主要由线和皴决定，韵味与笔法有密切关联，但与墨的关系更大些。按黄宾虹的标准，最好的笔墨叫“一波三折”、“刚柔得中”、“浑厚华滋”，浑厚华滋就包含力和韵。潘天寿不是这样，他比较理性，强调结构的张力，笔线的方折与渗透力，沉凝老辣，与黄宾虹的笔墨大不同。潘天寿对黄宾虹评价很高，但未必真的喜欢。他们俩都是大师，他们的笔墨质量都很高，但力感与韵味很不同。与笔墨相关的问题如材料、形象、空间结构、画家性情、环境气氛等等，也很重要。当代浙江一些画家用墨膏，墨膏的黑是冷森森的，又能生出宿墨效果，与用中国墨画出的效果就不一样。用纸也是如此。但画家不能过分依赖外在笔墨的因素，从根本上说，笔墨质量的提高还要靠功夫、文化素养和悟性，外在的物质因素是辅助性的。现在很多画家都追求平面性而弱化纵深感，这有益于打破写实造型对笔墨的束缚，但平面化如果转换成装饰化，又没有笔墨发挥的余地了，所以空间结构对笔墨也有一定的要求。总之，与笔墨相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笔墨经验的一部分，也需要我们重视。

　　笔墨经验因题材、体裁而不同，人物画和山水画就有很大差异。传统山水画的笔墨最为丰富多样，说传统山水画集笔墨方法之大成，不算夸张。传统人物画虽也有“十八描”一类的经验，但总是难以和山水画相比。当代人物画的画法，主要取自近百年人物画传统。这不仅跟传统人物、山水发展不平衡有关，也与人物画有常形而山水画没常形这一造型特点有极大关系。新时期以来的人物画，在笔墨上进行了很多新的探索，创造了大量新的画法，亟待我们加以总结。20世纪的新山水画强调写生和借鉴西法，一度疏远和冷淡了传统山水画的笔墨语言，新时期以来，在坚持写生、进一步吸纳西法的同时，重新亲近笔墨传统，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迫切需要去总结。

　　我曾用“分离与回归”概括近百年中国画改革的两种倾向，在笔墨问题上也是如此——追求现代化的思潮主要表现为对传统笔墨的“分离”态度，而对本土文化特点的重视则主要表现为对传统笔墨的“回归”态度。这两种倾向仍会继续下去，所不同的是经历了“之”字形曲折，大家能够比较理性地兼顾现代与传统了。这次参展的作品表明，对现代西方绘画借鉴的“分离”倾向，主要体现在对超越画种、超越艺术门类的“自由创造”、“自由表现”的追求上，如果画家不再坚持画中国画或绘画，放弃笔墨就是当然的事情。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这种自由，脱离了绘画，他可能进入另外一种艺术形式；脱离了中国画，他可以进入另外一种绘画。就中国画而言，与笔墨有关的现代性追求，大体表现在“平面”、“变形”、“抽象”、“原始”诸方面。这些方面的追求与笔墨的关系也是十分微妙的，都会因人而异。但基本倾向不外两种，或者一味分离，离开甚至放弃笔墨，或者把分离与回归结合起来，即把这些方面的探索与笔墨表现适当地融为一体。画家如果坚持中国画的基本特点，就应当采取第二种态度。新时期中国画最重要的成果，也正是这后一方面的经验。

　　笔墨是个老话题，又是常新的话题。笔墨是活的生命，在不停地继承与发展着。笔墨经验需要不断地总结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