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嚣功利的经济图景下，国画尤其是基层级的国画，难免显得有些寂寞。一个值得玩味的现实是：人们像追逐世界名牌一样，热衷于顶级艺术家的追捧，而自动缩减了对本地创作群体的关注。市场选择的趋利逻辑使得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汲汲为喑的习画者，成功路径的宽度，也许比若干年前更窄。

　　这种潜在的当代风险并非个案，日本工业用美术的水准和收藏界的挥霍，似乎并未带来本国纯美术相应的世界地位。如何寻找有效的途径，让热爱美术的人们和愿意欣赏的群体形成良好的互动链条，在经济活跃的浙江，上述探索，实际上兼容了有益的商业与学术效用。

　　诸暨越风画廊在年初邀请了10位本地青年国画家进行作品的准备，我想这是画廊有别于拍卖行摘桃子运作模式的明智之举。10位画家的名字是：（以姓氏拼音为序）蔡栋，郭鲁良，卢立军，毛康乐，孙裕国，徐慧君，俞寿枞，祝郢，朱乐潮，章爱育。

　　以下是参展画家和画种的列表：

　　画种参展画家名字人数

　　人物 蔡　栋；　１

　　山水　　郭鲁良、孙裕国、朱乐潮；3（含1人兼项）

　　花鸟　　蔡　栋、卢立军、毛康乐、俞寿枞、徐慧君、祝　郢、朱乐潮、章爱育；８（含两人兼项）

　　相对来说，人物画对造型准确性的要求，比山水和花鸟要更苛刻。我不知道这是本次画展邀请的随机性还是按照一些标准的拣选使然，不过，人物画家在缺乏专业化创作群体的城市，确乎成为稀缺品种，当代人物画沉浸在长期写生教学形成的造型癖里，客观上蚕食了这个画种在学院外生存的诸多空间，即便陈老莲的故乡亦莫能外。

　　但是诸暨画家依然传承着耕读文化漫漶的奇趣，却应该是维持这个城市独立品格的天然内质。这次参展的画家，虽然生活在一个区域，师承、学养、职业和学习背景却源流各异，每个人的题材偏好、用笔习惯、画面特征，也都自有脉络可寻。和学院派形成较稳定样式与仪轨的展览相比，这种视觉历程的冒险和趣味，以及对城市本土的原生态解读快感，似乎还略胜一筹。

　　蔡栋的《面壁图》、《葵花》，行笔敷色，颇见爽利，一手酣畅的行书长款，于蒲作英的潇散趣似之外，少了冷峭，多了些自己的苍润坚实。需要提示的是，在大环境的浸润下，诸暨画家都有不错的书法学养，这依然是评价行隶之别的重要分野。

　　郭鲁良的山水，大调子有浑厚氤氲之气，如果更多的习写真山真水，我觉得也许能出自己更鲜明的面目。而孙裕同对水镇即景的写照，假以时日，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座古城的忠实记录者。

　　毛康乐、卢立军等都先后在杭州习画，受过何水法先生、田源先生的亲炙，这种科班授受换来的程序理解，使得作品比较成熟，笔墨的控制也相对到位；同时，学院式的熏陶，能够帮助他们在日后的变法中，提供良好的资源储备。

　　无论俞寿枞、祝郢、章爱育精致可喜的工笔花鸟，还是朱乐潮对大师作品的揣摹，私意以为，其中有些可贵的沉静和持著，在支撑他们勤奋地笔耕，期年以待，会带给我们新的感动。

　　另一位女性花鸟画家徐慧君，看得出是个大胆子，只是，经验和技巧与日俱增的同时，人往往开始保守。希望她的格调，在没有围墙的道路上，可以坚持下去。

　　与人闲谈间，我提过一个观点，明朝作为中国古代工商业最发达的时代，诞生了吴门画派这样的风格学标杆，不过，在同期图像学研究上，更重大的发现，乃是以徐渭、陈洪绶为代表的个案。所以，绘画的机会和市场的选择，不必着急划上等号。相信当下潮流之右，依然会逸出清新俊品，供识者玩味。

　　提个建议，画家可以根据展览和展厅的需要，多作些尺幅统一的作品，比如四尺斗方，在相对一致的格式下，每个人不同的面目反而能获得强化，收到更好的视觉效果。

　　遵越风画廊之命是为小记。

　　王源于丙戌季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