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索董其昌南北分宗的谱系构成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南宗多僧道，北宗多供奉；南宗多隐逸，北宗多待诏。董氏之所以作出如此界定，决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古代的画史上，对院体画和画院画家大多评价不高，有的甚至不无轻蔑和卑视。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画院画家以绘事为谋生手段和进身阶梯，其作画的目的乃取悦于人(帝王)，与文人画家“以画为寄，以画为乐”的价值取向根本对立；其次，画院画家为迎合皇家的欣赏口味，画材多为宫苑景物，世俗富贵，其风格严谨精致，恪守法度，与文人画家崇尚野逸的形态学原则大异其趣；最后，作为以“供奉”为目的的画院画家，因受专制淫威，不但无法具备自由创作的精神，而且也很难拥有完整独立的人格，故而大多因循守旧，墨守成法，虽功力深厚，然学养欠缺，因此能开拓创格者历来鲜见，正如邓椿在《画继》中下的断语：“所作止众工之事，不能高也。”

　　当然，以上观点不过是站在文人画立场上的“傲慢和偏见”，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而只是相对的，所谓“凡通则中皆有别例”。北宋年间的画院画家郭熙，便是其中之一。

　　郭熙，字淳夫，河阳温县(今属河南)人。神宗熙宁年间为图画院艺学（《图画见闻志》谓其为“御书院艺学”），后任翰林待诏直长。据《林泉高志·序》云：郭熙“少从道家之学，吐故纳新，太游方外，家世无画学，盖天性得之。遂游艺于此以成名。”“道家之学”，乃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精神本源，郭熙于此筑基，这就决定了他在品格胸次上必然与一般的画工有所区别。郭熙的画，虽然是所谓“盖天性得之”，但在画风上还是有所师承的，这便是彪炳画史的“三家山水”中的李成。巡阅郭熙的传世画作，不论是多为“卷云”或“鬼面”的山石皴法，还是枝干弯曲、状如鹰爪的树木形态，皆有明显的李成风貌，因此郭熙又被认为是李成画派的后劲，而与李成并称为“李郭”。

　　对于郭熙的艺术成就，不论是当时还是后世皆颇多赞誉，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谓其：“工画山水寒林，施为巧赡，位置渊深。虽复学慕营丘(李成字营丘)，亦能自放胸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壮，今之世为独绝矣。”夏文彦《图绘宝鉴》谓其：“善山水寒林，宗李成法，得云烟出没峰峦隐显之态，布置笔法独步一时。”等等。

　　然而，如果仅仅凭借其绘画成就，郭熙还是不足以与其他宫廷画家拉开距离的。因为除郭熙外，历史上也有很多宫廷画家画技出色，画名卓著，但在画史上却不能如郭熙那样享有崇高地位。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郭熙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创作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郭熙是因由其所撰写，其子郭思所整理的《林泉高致》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该书“自《山水训》至《画题》四篇，皆熙之词，而思为之注)，方才奠定其在画史上的不朽地位的。

　　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画学著作，主要是依赖于对作品的鉴赏和文献的记载来阐发作者的艺术见解不同，《林泉高致》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书。由于郭熙本人有着极为丰富的创作实践，且当时的山水画已高度成熟，故而该书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皆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种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价值学方面，郭熙提出了作为第二自然的山水画是“君子”们在案牍劳形之余，以之调剂身心，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的观点。郭熙认为：“君子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所以必须有山水画作为代替物，来满足“君子”们“不下堂筵，坐穷林壑”的心愿。所以郭熙要求山水画不但要“可行可望”，而且还要“可居可游”。郭熙认为这才是“世之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郭熙这一观点，显然是与文人画的价值观不谋而合的。

　　其次，郭熙强调在山水画创作中既要认真学习传统，又要深入师法造化，二者不可偏废。郭熙认为学习传统要“不拘于一家，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而师法造化更是要“穷其要妙”、“饱游饫看”，因为不但各地的山水在体貌上不尽相同，而且即使是同一山水，也因四时不同和观察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所谓“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每远每异”，“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意态”，断不可浅尝辄止。郭熙的上述见解，无疑是对传统山水画美学思想的重大贡献。

　　最后，郭熙还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远”说，即“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三远”说，是对中国传统山水画构图程式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在精神境界上，完全契合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天人相谐，山水方滋”的美学追求和人格理想，因此，为后世山水画家奉为千古不移的圭臬宝典。

　　当然，《林泉高致》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精深见解，也同样极有价值，但最突出者为以上三点。

　　文人画家与画院画家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学养的多寡。由于郭熙的高致，使得董其昌在南北分宗时，对其身份艰于置喙，只好采取回避的态度。这一理论上的尴尬，为后人所敏锐地捕捉到了。清人李修易在《小蓬莱阁画鉴》中写道：

　　近世论画，必严宗派。如黄、王、倪、吴知为南宗，而于奇峰绝壁即定为北宗，且若斥为异端。不知南北宗由唐而分，亦由宋而合。如营丘(李成)、河阳(郭熙)诸公，岂可以南北宗限之?

　　对此问题，董文敏若地下有知，不知该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