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其峰治学拾碎                                                             ■吴 杨

　　涓涓细流淌到今

　　序

　　转瞬间，有幸结识孙其峰教授已是第5个年头了。5年来，老人两手环抱、慈目善眉坐在沙发上与客人交谈时的情形；伏身画案，为学生们看画、评画、改画时的情形；拎把家乡的小锄头在门前小院侍弄花草时的情形；清晨即起，搬个小凳到庭院画写生时的情形；在家人的招呼声中，由二楼下一楼餐厅用餐，小狗紧随其后，老啃脚后跟，他不得不提根棍子来回拨弄，与狗逗乐时的情形——总是历历在目。他为这些小狗取名“大馒头”、“小猴精”、“狗霸天”、“大冬瓜”、“飞飞”和“小毛头”。“大冬瓜”有点难听，被家人改名“冬冬”。“狗霸天”生性好斗，老想找别的狗打架，老爱欺负“飞飞”。“飞飞”特仁义，长毛披肩，一声不吭，可真要惹急了，“狗霸天”还真不是它的对手。狗多了，而人老了，力不从心，往外送又舍不得，只好转而由女儿孙智谱教授代劳……如此等等。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位老艺术家的美德如日光月华，不绝如缕。如涓涓细流，不断地汇聚、汇聚，在心头激起的回荡日甚一日，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无法遏制。我曾一再地劝说自己，老老实实守住“中青年国画家系列推介”，孙老用不着你写，孙老是小溪流水，要一直流到历史的深处，要历史来写、后人来写，要时间的沉积最终确认其艺术成就。可是，当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我想象着孙老在做些什么？想象着我与他之间的相识绝不会无缘无故，压抑已久的念头已然转化为一种责任。我接触的画家越多，就越是深感老一代艺术家身上那种本色美、人格美是多么可贵。中国画之艺术传承有序，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一定是文化含量在起主导作用，是人文精神与笔墨造诣的相得益彰。试想，哪位艺术大家不是博学之士？集人格品质、艺术品质与时代品质于一身。在今天，面对市场大潮，书斋飘摇的环境，其榜样作用尤其具有特殊意义。

　　我写孙老，不是写传，也很难系统论述其学术成就，只能作拾碎式的筛拣。孙老是公认的美术教育家、画家、书法家和篆刻家。他在教学上的地位和影响，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书画方面的成就。为着教学需要，他著述甚丰，占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也必须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又必定对创作状态有所限定，难以充分发挥个性。好在，老天爱他，使其长寿，在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仍有一大块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从事艺术实践，再行深入研究，使其笔墨在渐变中趋向从容、大度，趋向无拘无束的境界，作人生集萃，则炉火纯青。

　　本文意在避开教学，避开他作为美术教育家的杰出贡献，侧重书画方面的成就，也无非大致梗概，点到为止。

　　求学篇·从铅笔画到小书包

　　1920年春天，孙其峰生于山东招远石对头村。6岁始学书法，其后学着画铅笔画。铅笔、石板、碎瓦片，用这些工具。锅台脸、水缸沿上都能画。穷乡僻壤也没图画老师，画画主要靠自个摸索。15岁考入招远中学，碰到一位姓徐的老师，写一手好字，树立了一个榜样。徐老师没有直接教过他，但是有影响，是他心目中最早的启蒙导师。中学有了大字课，懂得临帖的重要性。有位表兄从北京给他寄字帖，其中《史晨碑》对他早期学习书法影响最大。

　　少年不知愁滋味。农家饭通常也能吃饱，还可读书学画，真的很幸福。等到长大成人，挑起一家人的生活担子，才深感是多么不容易。最穷的时候都不能想象，过年只能吃上油面饺子，一种最差的面粉。真穷，动不动没吃的了。那你还学画干什么？喜欢呀、热爱呀、有这个瘾头呀！钓鱼的、打牌的，都是因为有瘾，有人通宵达旦耗在牌桌上，天亮了还在打。还有人嗜酒。最后死在牌桌上、酒桌上，不也大有人在吗？市长、局长请我喝酒，我不去，我对喝酒没瘾头，对画画有瘾头。一喝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可陪伴不起。上帝给我的时间一分钟都不能浪费，该用到哪用到哪。

　　孙老有一幅书法写的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回首往事，他深情地说：“我这一辈子很不容易，怎么不容易呢？一直在跟时间赛跑，一直在跟困难搏斗。克服了种种困难和关口才得以走到今天。”

　　21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招远农村。1941年到北京谋生，在“正源兴”丝绸店当徒工，借住舅父王友石家。做工的同时偷偷学画，用废旧的包装纸、碎布边练书法，写隶书，也练草书。见到街面上门头匾有那喜欢的字，记下来回家照着练。节假日到琉璃厂书画店观摩学习。王友石是有名的画家，与齐白石并称“京城二石”，对孙其峰早期学画有过重大影响。外甥的刻苦用功，酷爱书画，颇令他和几位书画同仁动容，鼓励说，上学去吧，考考试试吧！

　　一考考上了北平国立艺专。1944年秋天，孙其峰24岁，一个机遇被他抓住，从而改写了一生的命运。

　　时光一晃过去将近60年，回首往事，多少感慨。2002年早春的一天清晨，起床后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越是有了一些成就的时候，越是不能忘却我的那些老师，王友石、汪慎生、李可染、吴镜汀、田世光、傅松窻、周怀民、朱德甫、李苦禅、徐悲鸿、黄宾虹、黄均、秦仲文、李智超、金禹民、寿石工、胡佩衡、宋其香、惠孝同、陈缘智……等一大批大画家、教育家（校内校外的）。他们从不同专业、不同角度、不同时间给了我以教育。如果没有他们的教育，我将一事无成。我永远地怀念着他们……”

　　李苦禅老师出身贫寒，他也非常喜欢那些出身贫寒、学习用功的学生，对孙其峰等人特别器重，连讲带画，授课不遗余力。

　　徐悲鸿老师留学法国时没饭吃了仍然坚持画画。为了画好一只行走的狮子，他曾每天到动物园写生达3个月之久。他画过的马更是不计其数，曾对孙其峰讲，仅他个人留存下来的还有1000多幅。他大力提倡写生，要求学生们兜里必须装个本子和小笔头，以便随时写生。有一天他在路上叫住孙其峰，“掏掏你的兜！”一掏没带本和笔，不免挨了一顿批。又一天，两人又走了一个碰头，“孙其峰，掏掏你的兜！”结果还是没带。

　　校长说：“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你要真想画出点好东西就必须用功。记住，画画一定要打好基本功。”

　　这是1946年秋天，在校园的路上，也在人生的旅途中他邂逅徐悲鸿，承蒙厚爱，再三嘱咐，使其受益无穷。后来，衣服有兜，则揣上本和笔，更多时间他总是拎一个破书包，装着笔和本，以便随时写生。一拎拎了几十年，成了他的一个“符号”。也由此养成随手记笔记、画速写的好习惯，到文革前已积攒了40多本，可惜大多遗失了。书包是杨锦屏的手工，找块蓝布缝缝。后来儿女大了，儿女用旧了的书包他再接着用。他这一生，不跟别人比书包，也不比穿戴，不比房子、不比车子和票子。他说，我是从一而终、一条道走到底。你不热爱自己的专业能成事吗？社会一会儿一个时兴，今天喜欢钓鱼了，明天喜欢电器了。可人的精力就那么多，见异思迁，一事无成。

　　他上学时非常穷，夏天就两件衬衣，洗了这件换那件。别的同学中午带饭有白面馍还有炒鸡蛋，他只能带窝窝头和咸疙瘩。也不比这个。吃好穿好我都不羡慕，要比比学习。头名状元不敢说，前三名里一定得有我。学习上要是比输了我可不答应。

　　也是将近60年之后，2003年初春的一天，83岁高龄的他应邀到天津美院新落成的北楼看望中国画系全体师生，即兴演讲说治学：“我的许多老师，还有一些有成就的同事、画友，在治学上都是以刻苦、勤奋出名。李可染先生自称‘苦学派’。李苦禅老师靠拉洋车维持生计，坚持学画……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太多了！可我举不出一个不经过勤奋努力而能成为大家的例子。”

　　赛跑篇·惜时如金

　　也是在这次演讲中，孙老谈到勤奋与天才的关系：“天才对一个治学者来说确实非常非常重要，但它是个死数值，是‘上帝’给的，给多少就是多少，我们没法改变它。能改变的只有勤奋。勤奋可以不断积累，只有勤奋才能开发你的已有天才，只有勤奋才能使你不断地改变现状——提高再提高，量变到质变。”

　　他说，我这一辈子读书、习画，一直处在业余状态，还不是一般的业余，也就不能靠一般的勤奋，松懈一点都不行。抓住一切机会，克服一切困难，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一辈子没睡过懒觉，没过星期天，没有给自己放过假。只有我自己知道一路走来是多么不容易。

　　他的主业是教学。课程总是排得很满，满负荷甚至超负荷。那时候当教师的累呀，课很多，比现在累多了，责任心也不一样。学校白手起家，从无到有，需要以开创性的精神从事教学工作，历经几十年努力，建立起完整的中国画教学体系，他为之付出的艰辛尽人皆知，堪称敬业爱岗的模范。他曾利用业余时间补修教育学，使国画教学由经验型转向专家型，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执教程序。他个人的讲学风格更是以风趣幽默、深入浅出而广受好评。他擅长比喻，在谈笑风生中寓教于乐。

　　他于1952年调入天津美院的前身、天津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历任办公室秘书、绘画系副主任、工艺系主任、国画系主任、天津美院副院长等职，行政工作非常繁忙。担任系主任期间没有副职、没有助手，没完没了地开会。更要处理各种大小事务。每天还要讲课。来了运动还得挨批，说你重业务，轻政治，走白专道路。他又是1948年入党的老同志，老得做党的工作、做人的工作。

　　还有第4项，社会工作、社会兼职。文革结束不久，他即出任天津国画研究会主席，尔后应邀担任天津及中国美协的各种兼职，应邀到北京及各地讲学，应文化部邀请为国家义务作画，换外汇或是用作国礼。

　　以上4项工作之外才是他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哪还有时间？有的只是疲劳。怎么办呢？不画了吗？书法也不练了吗？所幸有杨锦屏支持，家里的任何事情不要他做，下班回家放下自行车便直奔书桌。饭做好了端过去，五六分钟吃完，放下碗筷赶紧拿起笔。

　　抓住一切零星时间。有一点时间赶紧画画。其次是练书法，再其次才是篆刻。病了，躺到医院的床上打吊瓶，也要带本书。乘火车、坐电车带本字帖，车动得厉害，看小字不行，时间长了头晕，只能看帖。家里到处都是书，随手翻看，开卷有益。

　　从小爱画爱到老，一辈子没有停过笔。“文革”在“牛棚”呆了2年，有活让你干活，没活让你晒太阳。心想，这样下去不就完了吗？不画画不就完了吗？不行!我还是得跟时间赛跑，还是得画画！“牛棚”里只有一份《人民日报》，他偷偷在报纸边边上画小画，还不能让人看见了，弄不好又要批一顿，说你死不改悔，现在叫意志坚强，中文也可以相互“翻译”呀。

　　“文革”刚结束他便开始出书，《鸟谱》、《孔雀画谱》、《动物纹样》（多人合作）等。问他什么时候画的？回答说，你们批判我的时候画的。管教们的说，哎呀，我们吃亏了。

　　孙其峰在其治学杂记中写道：“人们往往把画家分成‘天才型’和‘勤奋型’。人们也问过我属于哪一类型？我几乎连思考也不需要就回答‘我是勤奋型’，甚至我可以告诉他，我是‘特勤奋型’。我还可加上一句，凡是上帝给我的时间我是一分钟也没有还给他。”

　　挚爱篇·何时见麒麟

　　“文革”期间学校一度解散，孙其峰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花鸟画的处境尤其艰难，被戴上“有害无益”的帽子，来了运动就挨批。人都劝他改画人物吧。也确实有人顶不住，让改就改呗。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关进“牛棚”也不动摇。我心里有数。他说，我有什么问题？历史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啥问题也没有。只能批我重业务、轻政治。我认为自己没有错。业务也就是政治。共产党人没有业务只有落后挨打，挨打就是政治。不想挨打，就要努力地把业务搞上去。弄懂这个道理，心里就很坦然，一点没有影响情绪，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心里着急，时间耽误不起呀！那时候的最高理想、最高目标就是别再拿“花鸟”来批我了，别再拿“业务”来批我了。什么时候花鸟画能和人物画一样就行了，平吃平坐，不要老挨批了。苦点、累点、穷点都没关系，可你得叫我画画，叫我搞业务。

　　1971年，孙其峰走出“牛棚”，重回教学岗位，出任工艺系主任，带领学生到天津印染厂实习，设计床单、被面，绘制被面上的图案，到生产一线接受锻炼。不管怎样，总算又可以画画了，他欣喜若狂，没白天没黑夜地玩命，拉上大窗帘，别叫人看见了。画了大量孔雀、凤凰之类的吉祥鸟，大红大绿，大花大鸟，用于被面设计，很受欢迎。工厂请他讲课，支持他出版画谱。那可不行。他心有余悸，担心又得挨批。工人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出画谱是工厂需要，谁敢批我们！还真就出了《鸟谱》、《孔雀画谱》。被出版社发现后又作为正式出版物，印刷发行上万册，很快销售一空，求购信络绎不绝，装了满满一汽油桶。

　　果然，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又把他批了一通。自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叶，反反复复，没少挨批，为花鸟画而甘愿当一个“白专”典型，“死不改悔”的典型。

　　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精神支撑。一辈子就靠4个字“热爱、勤奋”。落实到行动上，一条道走到底，也就走出来了。他说，做事情要有点热情，火烧起来了就不要让它轻易熄灭。火把总有燃完的时候，点的时候就有完的时候，完了就完了，不要想得太多，不要给人增加什么麻烦。

　　“不做无聊事，要度有生年。”他说，我很赞成这句话。

　　孙老说，我是专业画家，受过正规培训，每天都在画画。却不是职业画家，不靠画画吃饭。先是做工，求学，后来当教师，搞了几十年的美术教学，有一份工作。画画纯属热爱，是自己找事干，心态上就比较放松、自然。如果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条件都有了，上帝对我很关照，我会见到麒麟。我画过孔雀、凤凰，没有画过麒麟。事实上没有麒麟，它只是艺术上的一种追求。见不到也没遗憾，原本就没有想到一定要见到麒麟。尽力了，也就足够了。

　　心态好，才能做成事。孔夫子心态就很好。“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平常生活得很安详、很和乐。“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有位冤家对头带着兵要来杀他了，他照旧带着弟子在大树下温习礼义说，上天给了我优秀的品格，他一个宋司马能把我怎么样？也果然没把他怎么样。

　　比之桓魋的兵马，“牛棚”毕竟安全了许多，并无生命之虞，不也是时代的进步吗？

　　孙其峰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经历过种种艰难困苦。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之后，难得他依然保持平民心态、平民本色，一辈子没见他穿过一件高档衣裳。一盆水，洗罢脸、再洗脚、再用于浇花、浇菜。总是要求家人不得有任何浪费。一方面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是与世无争的家庭环境。前者越是动荡不安，就越是需要通过后者予以平衡，小心奕奕地保护和珍惜既有的条件，知足常乐，以苦为荣，并把这种珍惜转化为绘画热情。

　　宽厚篇·多少感动在心头

　　西方有句谚语，天使能够飞翔是因为她把自己看得很轻。

　　孙其峰背后有位“天使”叫杨锦屏，几十年来一直是山东老辈妇女的本色，极其能干和贤惠。她当了半辈子街道居委会主任，领着妇女办工厂、搞创收。家里再穷、再累，也得保证让丈夫读书、习画。她又乐善好施，收养社会孤儿，一直养到长大成人找工作，成家立业。

　　孙老学生多，家里老有客人来，迫其练出一心二用的本事，一边陪客人聊天，一边构画小稿。杨锦屏端茶倒水，热情招待，以免冷落了客人。碰到谈正事，她则退出去。一直到高龄都是这样，待人太好了！

　　我曾听到一位年轻客人赞叹道，这家人就是厚道，真是有福之人啊，有福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呀！

　　至高的境界就是普普通通。孙其峰这代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永远把自己当作普通劳动者，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平等待人，乐于奉献。画画是什么？不过是你的业余爱好而已，没有必要搞得神乎其神。当它由爱好发展为一种生活追求时，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你有多大的自信，能否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并持之以恒地予以坚持。那么，上帝赋予你的才能和时间足够你圆满完成一项使命。

　　早在1943年，孙其峰23岁时，朋友帮他在龙口市办过一次画展，住在馆里，由一位年龄相仿的小干部陪着。闲聊中那人说过一句话：“凡是你自己认为没办法的事情，那就没办法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认输了，那你肯定没戏。只有不认输，才有获胜机会。

　　那人又不是毛主席，又不是哲学家，不过是一个平常人说了一句在孙其峰听来很不平常的话，作为人生格言，居然受益终生。

　　后来，那位小干部不知去哪了？人海茫茫，有多少人擦肩而过。生活中，有缘结识甚至一路同行，彼此能给对方以帮助是多么重要。巴金曾对冰心说，“有你在，灯亮着。”浅显的语言里流露多么深切的人间真情。

　　回首往事，孙老深情地说，人老了，上了年纪，过去的一切都让你怀念，都是那么美好，心里头一大堆感动。你的那些社会关系，同事，朋友。特别是学生，我有太多、太多的学生，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连国外都有，心里头老是牵挂着他们。不断地有学生来看我，大老远地来看我。老玉米下来了就给我送一篮子老玉米，花生下来了就送一袋子花生。有的在河里打了鱼，挑一尾贵重的品种也想着我，赶紧送来。他们有什么？农村有什么？那不就是一颗心么？我心里很感动，但我说不行，你再来这儿拿礼物就不能进我这个门儿，拿作业我让你进来。

　　人世间有一种人物，尤其智慧老人，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非常平和，并无惊人之举，可就是透着一种睿智，一种经年累月养成的大度。他们幽默风趣，举重若轻，谈吐随意，完全忽视自己的优势和成功，与任何人都能保持平等相待的态度，与之相处，你会感到如沐春风，获得心灵上的净化和感悟。

　　孙老的学生中，有上将、中将，有司令、政委，也有地方父母官。有专业美术工作者，更多的则是普通群众。从将军到农民，从部队到地方，从校内到校外，无论身居高位还是来自社会底层，孙老总是一视同仁。有的学生起点较低，或是天资不足，他也从不歧视，循循善诱，与之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多加鼓励。也不是非要有多大成就，成个什么家，出个什么名，重在学习本身，能够带给你乐趣，若能因此而提高生活质量，则是莫大幸事。

　　学画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不是念了几年书就成了，读个研究生就多了一块，它是方方面面相综合的结果。孙老的学生中，以自学者居多，若以画画的水平，有的插班到大学4年级都不差。差在起点低，眼界不够，画格不高，所以要补课，从笔墨构成上、空间关系上，再行梳理，帮助他们把大方向找出来，尽量少走弯路。除了讲解画论、画理，补充基础知识，改画更是孙老的一大工作，尤其晚年，不厌其烦，乐此不疲。有的学生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不忍心打扰，主动把送作业的次数减下来，他便打电话催，怎么又不来啦？你不要不好意思，我就是干这个的，把作业拿来让我看。

　　我到孙府，几乎每次都能碰到来自各地的学生。我曾见他为一位学生修改作品，唰唰几笔，把一只水禽改画成一块大石头，补上其他景物，画面立时改观。学生的任何一点进步都会使老人欣喜不已，以他的方式加以奖励，在其作品上补块石头，或是画只鸟，或是题款作跋，或是以自己的作品相赠，送你张小画吧，继续努力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