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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29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启导者:法常
■曹玉林
  徐复观先生《中国艺术精神》认为:“山谷(黄庭坚)自谓因参禅而识画,此或为以禅论画之始。”中国古代的禅宗,本以印度的佛教为基底,但到了华夏之后,便很快与中国土著的道家庄学相“嫁接”,从而形成了一种“释迦其表,老庄其实”的新的哲学。这种由震旦文化和天竺文化交会融通而产生的新的哲学,给中国文化以深刻的影响,翻开一部中国绘画发展史,随处可见禅家的活跃身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人画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禅家哲学的精神乳汁。

  在中国绘画史上,受禅家思想的催化鼓荡,或曰为禅家思想所孕育的直接产物起码有两个:其一是滥觞于晚唐而极盛于两宋的禅宗画,其二是晚明董其昌旨在整顿文人画秩序,规范文人画风的南北分宗。

  和文人画虽然压制形与色的充分发展,但却并不排斥、拒绝形与色的合法地位对形与色采取一种既若即若离,又未即未离的二元取向不同,禅宗画是一种幻想型的艺术范式。在这种范式的创构情境中,不论题材、内容,还是造型、色彩,皆已冲出客观事物自然形态的具体规定,不仅大大地淡化了艺术创造和艺术审美的传统,而且有时甚至最终取消了创作规律对于画家的必要制约,而完全以一种无意识的幻觉所洞察到的所谓“佛性”为旨归。显而易见,由于禅宗画是一种从惯常的“造型语言”中解放出来的抽象化了的佛性,或曰是一种释放心智力量和内心体验的操作游戏,所以不论在价值学方面,还是在形态学方面,皆与正宗的文人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文人画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借以逃避尘世困扰,摆脱功利羁绊的精神园圃,故而两者之间还是时时发生着某种形式上或内涵上的密切联系。明代文人画家沈周受南宗禅门画家法常禅画笔墨意趣的启迪,开创出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全新画法,并从而导致了“青藤白阳”水墨大写意的惊人画风,便是这种紧密联系的一个典型例证。

  法常,俗姓李,号牧溪,蜀人,杭州西湖长庆寺僧人。初儒生,中年出家,在临安(今杭州)与日本僧人圆尔辨圆(圣一国师)同为破庵派长老无准师范的法嗣。性情豪爽,好饮,一日语伤权臣贾似道,避罪于越之丘氏家。法常天资敏慧,善画龙虎猿鹤、花木禽鸟、人物山水,笔墨萧散虚和,不拘法度,亦作泼墨山水,或用蔗渣草结,随笔点墨,意趣盎然。由于法常的画法在最大程度上解放了主体精神,摒弃了传统的造型原则,以至在当时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每每不为人们所接受,元人著述中多予恶评,如夏文彦《图绘宝鉴》即谓法常“画龙虎、猿鹤、芦雁、山水、人物,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饰,但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另外,《画继补遗》、《画史会要》等,也大多持此类看法。

  但是,法常的一些作品被其日本同学僧人圣一带到日本之后,却赢得极大的声誉。由法常所创作的《观音、猿、鹤》三连轴,现藏京都大德寺,被日本定为国宝。日本美术史家矢代幸雄在其所著的《水墨画》中称这三件作品“几乎整个征服了我的心灵”,法常本人则更是被称为日本的“画道大恩人”。而与此同时,在中国本土,法常作品的艺术成就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如明代的项元汴即谓法常“状物写生,迨出天巧,不惟肖似形貌,并得其意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相比之下,最早发现法常绘画中的真正价值和革命性意义者,则为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法常水墨长卷《写生蔬果》上,有沈周的一则长跋,其文曰:

  余始工山水,间喜作花果、草虫,故所蓄古人之制甚多,率尺纸残墨,未有能兼之者。近见牧溪一卷于大匏庵吴公家……不施彩色,任意泼墨渖,俨然若生,回视黄筌、舜举之流,风斯下矣。且纸色莹洁,一幅三丈有咫,真宋物也。宜乎公之宝藏与欤。

  据徐邦达先生考证,此卷非“宋画原迹”,而沈周的题跋却是真的,是“后来给人拆开移配在这个摹本”上的。由此可见,沈周对法常的画法的确非常赞赏,且受其甚深的影响。

  “不施彩色,任意泼墨渖,俨然若生”,与《图绘宝鉴》待著述中对法常画风“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饰”的概括完全相符。因此,法常的这一画法,无疑是沈周写意花鸟画的渊源之一。而又由于沈周乃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开创者,故而,亦可将法常视为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启导者。

  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写意花鸟画并非自沈周始,如较沈周稍早的宫廷画家林良,“取水墨为烟波出没,凫雁巉唼容与之态,颇见清远,运笔遒上,有类草书”(《无声诗史》),也无疑是写意的,但其剑拔弩张的风骨却并不属于文人画。另外,据相关史料记载,最早的写意画应出自北宋僧人仲仁之手,《图绘宝鉴》谓其:“以墨晕作梅花如花影然,别成一家,所谓写意者也。”可是,由于某种历史的偶然,他却并未能给沈周以直接的影响,而给沈周以直接影响的却是法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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