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这是清朝吴广成所撰《西夏书事》中所描述的西夏国的地域，这里有今天宁夏、甘肃的大部分，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西夏不但地域极为辽阔，它所创造的文化也是相当辉煌灿烂。

　　此处于西北的西夏，多高山与荒漠，金属矿藏相对匮乏，尽管如此，它仍然制作出了相当精美的金银器物。从现存的西夏金属制品来看，其制作工艺和艺术水平虽然没有达到中原的高度，但是也不乏精品，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西夏金银器主要出土于西夏陵、灵武石坝和内蒙古高油房三地。尤其是高油房一处，出土了许多的金器。高油房古城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东北约40公里处，1959年在城东北角发现金器窖藏，1966年又在旁边发现一影青小瓷瓶，内藏金器。在这些出土的器物中，有许多让人叹为观止的作品。

　　《莲花盏托》就是其中非常著名也是相当精美的一件器物，这件器物由两部分组成——托盘和托盏，器身高5厘米，最大径12.8厘米。托盘圈足，足呈倒置的喇叭状，为十片莲瓣形，边沿略微翘起，一周刻有缠枝草叶纹。托盘体也呈十瓣，又在盘上用缠枝草叶纹刻出十片莲瓣，使整个托盘呈重瓣状。托盏亦成十瓣，口沿平齐，外壁錾刻缠枝草叶纹一周。托盏通体成莲瓣形，和托盘成为一个整体，宛似一朵莲花，造型优美。

　　高油房还出土了一件指剔，长7.2厘米，同样也是美轮美奂。柄部作成双鱼柱，头部连着柄端，双鱼张口合鳍，两鳃相对，尾部束带。双鱼首顶、尾坐雕刻荷叶、莲蓬、连珠等饰纹。刀柄顶部呈心形带孔系环，刀柄下连斜面斧头状刀头。造型生动，制作精巧，在如此小的物件上却有如此精湛的雕刻，运用了铸、锻、焊、抛光、切削、钻孔和鎏金、捶揲、镶嵌等工艺，可见西夏金属制作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明文规定：一般官吏、百姓不许穿黄色衣服，不许使用金器，建房不用金饰；镶金、镂金或镀金之物亦不许随便使用。个别例外情况应获得特别批准。纯玉之物亦如前例。可见西夏对金玉之类贵重名物的使用相当严格，这一点是受到了汉族皇权文化的影响，通过这些规定，体现出统治阶级的尊严和威望。当然由于西夏金属矿产稀少，法典中对冶炼和锻造金、银、铜、铁时的损耗情况有着明确的规定，“生金熔铸：生金末一两耗减一字。生金有碎石圆珠一两耗减二字”、“熟再熔一番为熟板金时：上等一两耗减二字。次等一两耗减三字”、“熟打为器：百两中耗减二钱”等。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了西夏手工艺者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和铸造工艺的提高，既然金银材料不够丰足，制作者只能在小巧的器物上尽量发挥着才能，他们已掌握了各种制作工艺。据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马皆衣金”。“衣金”就是衣“金锦”。“金锦”就是把黄金拉成丝，织到毛、丝、棉织物中去。金属拉丝是一种技术性要求极高的工艺，这充分显示出西夏金银铸造的技术和工艺。这些综合因素造成西夏金银器具有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厚薄均匀、做工精细的特点。

　　在高油房的出土金器中，就有一座金佛像，可体现出西夏金器的工艺水平。这件作品残高7.6cm，为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佛，头部折损，身着宽袍袈裟，通肩大氅，腰系罗带垂至座下，腰腹挺直，右臂微曲，手置于腹折角处，左手自然下扶左膝，神态秀美自然。对衣纹的处理细腻精致，有质感。细部处理也刻画得极致，比如对衣领纹饰的刻画，腰间罗带的刻画，在如此小的体积中能够做到如此的精细，无不体现出创作者工艺技术的娴熟。

　　在西夏出土的金银器中，镂空技术也是非常吸引人关注的。比如镶绿松石的鎏金银饰，作菱形莲花状，花蕊上镶嵌一颗绿松石；金带饰，镂刻三串葡萄，不但果实特别饱满，而且叶子也很生动，叶果相衬给人以厚实的感受。虽然这些作品的体积都较小，但是却做工精细，镶嵌、镂空工艺高超。

　　西夏的很多银器出土于灵武石坝，一般有碗、盒、钵、法钗饰和鎏金银饰等。在所出土的几件银碗的内底有墨书西夏文“三两半”、“二两八”等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的制造工艺水平，同时他们也向我们提供了关于西夏度量衡制度的宝贵资料。

　　灵武石坝还出土了两件银盒，均呈小圆鼓形，底和盖用活轴相连，可以启合，小巧玲珑。其中一件盒的正反面均凸起阳文锻刻一个梵文文字，但纽扣处残断；8件银饰两股钗，形制相同，上部较细，下部逐渐变粗，尾部为双锥体垂球。

　　西夏的美术作品给人的印象总是具有活泼的生活气息和生动的写实效果。张光福曾在他的《略论西夏的美术》一文中这样评价：“色彩的美，光亮的美”，“给人以庄严、神秘和富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