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晚，本届上海双年展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来到双年展现场，赶在开幕前最后再集中“过”一遍作品。看作品的兴奋感不久被另一种焦虑的情绪取代了。因为当晚，电视台播出了他参与录制的电视节目——一次关于营销双年展的《头脑风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记忆。

　　同样的记忆也储存在张晴的脑子里。作为双年展总协调人，上海美术馆副馆长张晴一直是最忙的，作品运输、布展、联系、保险、金融、合同、法律，样样要操心。他就像一台巨大机器的中轴，连系着布展所有的环节。

　　在布展期间，每天都可以看到张晴在展馆和办公室之间来回奔走，记者本来打算和他好好聊聊的愿望也一再落空，只能跟着他在展馆中跑，利用他在赶路的时间采访。

　　可是这样忙，他还说不累。每天忙到凌晨三四点，离开之前，他还要到展厅转一转。就像自己的孩子睡着了，你还是忍不住去看他一眼，那感觉是温情而甜蜜的。刚刚做了父亲的他生动地打着比方。

　　但是，为了阐释“营销”双年展，张晴却是有点身心疲惫的感觉。

　　事出有因。据说是当中国的艺术家变得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中国的学术性和探索性的艺术展览却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窘境。到目前为止，这类展览大都是由美术馆和其他纯学术机构硬扛着，而艺术界与经济界的合作往往差强人意，当代艺术很少获得本土企业的赞助，实现赢利的学术展览几乎没有。

　　能不能让上海双年展“叫好又叫座”？于是许江、张晴和这次双年展的一位外籍策展人江福来一起来到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想录制一期“营销上海双年展”的节目，让大家为营销上海双年展出谋划策，同时引起大家对上海双年展的关注。

　　可是说起那天晚上，许江还是几次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后来张晴在自己的博客里回忆到，我们的接触面太有限，而《头脑风暴》的观众来宾则是五花八门，各个行业的都有。结果那天的场面一片混乱，热闹无比。想发言的人太多了，主持人只好限制在场的发言。后来主持人跟我说，这是这个栏目有史以来最具对抗性的一期。因此我就开始思考，大家怎么对艺术的了解这么遥远呢？我发觉还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应该继续宣传和推广。

　　许江是一辈子第一次碰到了这种场面。使一个美术教育工作者、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清楚地看到，艺术与民众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这个远是无法远望的。这个远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失落。这个远是未来中国文化无奈的先兆。即便是这样，许江还是努力，一次又一次地纠正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一次又一次地普及美术历史的知识，一次又一次地为上海双年展的贡献声嘶力竭。可是，这个声嘶力竭仿佛石沉大海，听不到任何回音。

　　许江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也就是为了双年展明天更美好。可悲的是，演播厅里的大部分人，把双年展比作商品，要按照商品的营销规律去进行买卖，要对双年展进行价值与价格的估算，并像拍卖一样，拍出双年展的命运和灵魂。更为可悲的是，许多营销高手和评论家更是推波助澜，要把双年展切成碎片，根据不同的部位，进行兜售。

　　何谓营销，就是按照客户的要求打造产品。如果艺术也要营销，那么艺术的真谛必将荡然无存，如同在出卖艺术的灵魂。这样看来，“营销双年展”的提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所以许江更喜欢使用的词语是：推广双年展。    

　　讲到这里，许江又激动了。

　　如果钱能产生艺术，钱越多艺术就越好，那么现代应该产生前无古人的伟大艺术和艺术家；事实却刚好相反。

　　没有思想，根本就不可能有艺术，更不用说好艺术。

　　今天，在艺术名下从事的绝大部分活动其实都是娱乐。但艺术不是娱乐，娱乐只是艺术在某些时候产生的一种效能。

　　什么是艺术？恰恰那些艺术家们把艺术看作是他们思考世界和探索人生基本问题的途径。

　　不论是艺术创造还是展览首先应把自己做好，做得有质量。如何做得有质量，我们要思考文化的问题。使我们的艺术创造积极地回应这些文化问题。

　　在做好质量的同时，如何有效地推向大众，拉近与大众的距离，这就是艺术的推广。这里可以用到一些营销的方式，营销只是艺术推广的一部分，不是艺术推广的全部，更不是什么救命稻草。

　　凡是经过上海美术馆的行人，将都能看到一个长达9米的巨大古代“斗拱”矗立在这座欧式钟楼建筑的脊梁上，一古一今、一中一洋，形成强烈反差。许江就特别推崇这件斗拱作品。

　　让一个古代的经典建筑与上世纪30年代的欧式建筑并置，设计者说是为了运用中西两个超设计的智慧与实例，激活今日的“超设计”。同时，让唐代斗拱与新古典主义楼宇在上海邂逅，使两种不同文明、样式、结构的建筑相互依偎与穿插，跨越过去、现代和未来的门槛。

　　超设计就是指向两个方向寻找，一个是历史，一个是未来。说到这里，许江张开了双臂，似飞鸟的感觉。他说，只有这样，向两个方向走得越远，空间就越辽阔；只有这样，才能在海纳百川中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