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翔先生是当代书法大家。刘正成先生曾评其为“近百年作楷第一人”，王镛先生也称孙伯翔“集北碑之大成而能入于行，当今一人”。探讨与总结孙伯翔先生的艺术思想与创作经验，无疑对深化当代书法创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2006年9月我赴孙伯翔先生寓所，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

　　薛卫林：在书法界，每个书家的学书经历都不尽相同，那您是怎样走上书法艺术道路的?

　　孙伯翔：我的一生从幼小就喜欢书法，一直就没想成为什么家，只是酷爱而已。起步时练习的是唐楷，30岁以后学的魏碑。开始时临写《张猛龙碑》，随后临写著名的墓志，接着转向龙门方笔，再由龙门转向圆笔的云峰石刻，这是我写魏碑的全过程。你要说吧，这条路确实是够漫长的。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其实就是喜欢它，朝临暮写，这么多年总算写到现在这个样子，也没算怎么令人满意，我自己仍然感到不足。

　　薛卫林：您在书法艺术上成功地实践了李可染先生的名言“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请您谈一谈魏碑艺术的特点与学习方法?

　　孙伯翔：魏碑艺术的特点，康有为概括得非常精当，那就是它的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学习书法还得应该说是酷爱，没有酷爱就没有勤奋。所谓的天才，与勤奋有直接的关系。你好比说，写一种字体，起码要把它写进去。怎么叫写进去呢，就是要做到形神兼备。古人说得好：“察之尚精，拟之贵似”。拟之贵似才能遗貌取神。我总是这么想，如果你开始就遗貌取神，它的微妙变化你就取不到，它的神你也就取不了。学习这东西就像是打井一样，你一打就得把它打出水来为止，不要打了几天打不出来就放弃了，再去另打一眼，最后一点水你都打不到，一口井也得不到。

　　薛卫林：众所周知，您在书法创作形式上最擅长书写大字对联，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经验以及对笔墨工具的选择?

　　孙伯翔：写对联时有些人叠格，我写对联基本上不叠格，叠格对我来说有局限性，影响自由发挥。书写大字对联要求气势整体贯穿，字形变化吻合。落笔的时候，第一个字作为未知数，然后一字排开，上下首尾相环相顾。写下联也是这样。整幅对联要求做到比较呼应，比较和谐，比较稳妥。毛笔原来我讲的是使羊毫，特别是在临书的时候。现在由于年龄的增长，我改变了单一的做法，兼毫也用，但是很少用狼毫。笔毫既要有刚健劲挺的效果，又得有血肉丰美的效果，所以现在基本上是用兼毫笔。墨，一般现在都是用墨汁，一得阁、曹素功、天津墨汁都可用。纸，我喜欢用生宣，写时手感生涩，线条易出干湿浓淡的变化，效果往往比较理想。蜡笺纸写时比较光滑，一般都用浓墨，但它特别醒目，很有一种富丽的感觉。不同的纸质有助于表现书法的不同风格与味道。

　　薛卫林：一个人的书法创作它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应该把它放到书法史中去看。您常把自己的作品与历代的大家之作比较吗?

　　孙伯翔：现在我写作品，说句斗胆的话，就是想和古人比肩。可实际上也比不了肩，最好是能够接近些，就不错了。把作品与古人相比就是比它的神韵，比它的方雄，比它的浑穆，比它的和谐性。在比较的同时，发现了自己的优势，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然后再去弥补它， 目标就是与古人比肩。这话说得大了一点儿。

　　薛卫林：您在《学书随感录》中谈到“将来书坛，书风之变很可能是在碑帖结合上”，您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呢?

　　孙伯翔：我觉得这也是历史长河的演变。现在写碑与写帖的人都不少，光写帖就会缺少刚强与浑厚，光写碑就会缺少韵味与精微。写碑与写帖的人不能互相贬低，对于碑与帖都应该衷爱它，它们没有截然的界限，关键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我曾写过一副对联：“品酒醇醨迥异，学书碑帖无町”，碑帖结合的想法就是这么来的。换句话说，碑有碑的优势，帖有帖的长处，碑帖结合就是优势互补整合，使书法的形态更多变化，内涵更丰富，美感更强烈。

　　薛卫林：您在《学书自白》中说过“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生资第一，性情为上，写天写地写中华民族”。您能说得具体些吗?

　　孙伯翔：做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有天赋，也就是说你有多大的根，将来才能开多大的花，结多大的果，所以说生资第一。写字一般很讲究功夫，要求功夫好。可艺术这东西实际上是以性情为主，那性情又由何而来，除去天资，是要靠常年的积累，临摹古人的东西，把古人的东西取到手，才可以变成性情。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就是要写中国的字，要写出它的气魄。写天写地，实际上就是写自己的大好河山，大好自然，得天地精神。写中华民族，就是要写中华民族的正气，写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与文化蕴涵的深厚。

　　薛卫林：现在的全国书展中，“跟风”现象非常严重，“王铎风”、“楚简风”之后，又上演了“二王风”。展览中的许多作品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展览体”，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孙伯翔：我想一个书法家或者是一个书法爱好者，不要跟着展览的风向去迎合这个展览。展览中什么是大多数就追什么，这是错误的。搞艺术需要有自己的目标与追求，不要管他展览是什么样，你就写你自己追求的东西。为展览而写实际上是为了功利，为艺术而写是为传达自己的心性。现在好些人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展览而展览。

　　薛卫林：历史上的大书家都是重创造，重个性的，从而在书法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页。可现在的许多获奖书家，作品盖上名字甚至不知为何人所写，您对此有何看法?

　　孙伯翔：你说得很对，如果作品盖上了名字都是一样的，那它注定是无意义的。我发现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在书法中追求一种形式，一种表面的东西。他们的作品尽管技巧娴熟，但缺少真性情与大气象，含金量比较少。对于含金量，你比如说吴昌硕的字，越看越立体，线条有深厚度，底蕴深，看了他的大篆就像欣赏青铜器一般，有那么重的分量，有苍古沉雄之美。现在有很多的作者把字都写得比较光洁，比较规整，比较灵巧，比较漂亮，很俏，小巧雕饰有余，大美内美不足，缺少洪钟大吕的气象。艺术上向来都以境界高，气象大，内涵深为贵，你说是不是?

　　薛卫林：天津是北方的重要都市，百年来涌现了一批大书家，如王世镗、弘一、吴玉如与余明善，您觉得在这些书家身上有哪些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孙伯翔：你说的这几位书家都称得上大家，我想主要还是学习他们的修养。王世镗没有在天津待过多少年，他三十多岁去了陕西。王世镗的那个章草写的好极了。当年于右任对他的字特别赞赏，称他为“三百年来笔一枝”，可以说他在晚年得到了知音。弘一的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他是佛家的境界，这个东西无可学。现在有些人一插手就学弘一出家以后的字，我觉得是不妥的。弘一出家前也是写碑的，魏碑与汉碑都写得很到家。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有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才会写出什么样的字。我劝小青年们，不要一开始就学弘一出家以后的字，那不是愣学的。吴玉如先生呢，有人评价他60岁的字好，我的感觉和认识是他晚年80多岁的东西比较好。他能把帖学的东西写得苍老。吴老也写碑写墓志，但是在碑上，他没下过很大的功夫，主要是写帖。晚年又融合了颜字，写得很苍劲，开了新境界。什么可学，什么不可学，我觉得凡是古人的东西都可学。余明善先生去年刚刚过世，享年90岁。他最精于章草书，其书法神力苍茫、气韵沉雄、境象恢弘，功力非常深，而且这个老先生重字不重财。如果你要买他的字，他喜欢你，就给你写，不喜欢你，他拒绝你。不像现在商品社会以卖钱为第一位，给钱就写。他不那样，特别耿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提升道德学问与艺术上，他是个迥出时流的“怪老头”。百年之后，余老的片言只字定会千古流芳。

　　薛卫林：去年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书法个展，在全国书法界引起了很大轰动，并出版了《孙伯翔书画集》与《谈艺录》，请问您今后有何打算?

　　孙伯翔：去年我在北京搞了一次个展，也算是我的一次尝试。我过去也没搞过展览，70岁才搞。效果倒是还可以，谈不上轰动，只是我向大家交个作业而已。今后呢，再接再厉!

　　薛卫林：请您对全国的青年书法家和广大书法爱好者说几句话?

　　孙伯翔：现在写字的人特别多，这也是我们中国书法的魅力所在。书法在中华这块沃土上，永远在繁衍，在生息，在升华。现在的社会与以前不同了，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那时的人写字不是为了名也没人去宣传他，更谈不上利，没有地方可去换钱。当前可就不一样了，确有一些名利在里头。当个什么长，哪个官，哪个主席，这对青年人来说诱惑力非常大。现在的青年人都特别聪明，我希望他们不要在名利上多注意，而要在承接上多下功夫，把字写好，把字写牢。艺术是性情第一，功夫第二，可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首先要讲求功力，然后再讲求性情，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希望小青年们不要为了多挣些钱，去表现自己，或者夸大自己，吹嘘自己。现在的整个艺术界存在着很严重的炒作风气，就像吹肥皂泡一样，越吹越大，最后终将破裂。书法实际上是一种寂寞之道。过去的人是因为酷爱才去写字，然后有了名，也得到了一些利。可现在的一些青年人是直接为了名利才写字，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