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位美术家是否卓越，我以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看其作品是否有真正的大灵魂，是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认和生命表现。而周韶华无疑是当代中国美术家中最具大灵魂，最具文化体认深度，最具生命表现力的大家之一。从他最近推出的《荆楚狂歌》系列国画作品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他以华夏本元审美精神为根基，以楚文化那浪漫神秘的艺术形态为依托，以大美境界为指归，创作出一系列颇具精神张力和文化品质的国画精品。他的作品对当代美术家重新回归华夏本元审美精神那种强调时空一体，时空变化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活动一体的境界无疑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形而上超越与澄怀观道

　　在一个现实理性和伦理理性浸润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和大多数人的意识之中，现世的性格似乎应该是华夏审美精神的本质性格。其实不然，在华夏艺术的经典之中，真正体现华夏审美精神内在实质和本元精神的却无不具有浓重的超现实色彩和形而上精神特征。而且，当我们回首华夏艺术史的时候，真正使我们激动不已的也正是那种具有强烈形而上精神特征的作品。神秘沉雄的青铜文化、元气弥漫的玉器和漆器文化、悲壮诡奇的楚辞文化、意象超拔的唐诗文化莫不如此。在血性消解，充满异化的当今时代里，在人们渐渐失去那种伟大而又深邃的艺术精神之基因的时光里，周韶华竟以他古稀之年少有的勇气、少有的智慧和少有的文化直觉力，并以他独特的国画语言，继《大河寻源》、《梦溯仰韶》、《汉唐雄风》之后又向这个时代推出了他的《荆楚狂歌》系列国画作品。在这个世俗化充斥、后现代弥漫、文化虚无的时代里，《荆楚狂歌》的推出是如此地宝贵。

　　应该说，在中国的本元文化中，儒家为我们建立了现世的文化经典，而道家则为我们建立了一种超现实的形而上文化经典。如果说中国的现世文化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实现，那么中国的形而上文化特质自秦汉以降则在不断地消解和退化。我一直认为，这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最可悲之处和最令人痛心之处。

　　周韶华正是从近现代和汉唐以前的艺术精神中发现了这一精神落差。从而企图以远古文化那种具有形而上超越精神的弘肆之音来激荡现代、启蒙现代、改造现代、成全现代。因此才有了他过去的《大河寻源》、《梦溯仰韶》、《汉唐雄风》；才有了他今天的《荆楚狂歌》。

　　《荆楚狂歌》国画系列以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楚文化为着眼点，以形而上超越意识为审美主导，以大美境界为艺术追求，从而形成了周韶华独特的艺术精神世界。

　　应该说，老子的天道观、庄子的自由理想、楚辞的神秘追问不但成就了华夏本元审美精神和其存在之梦，同时也道出了实现那审美理想和弘大梦想的天机。楚文化在整个华夏文化中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和十分重要的地位。周韶华正是从楚文化的精神世界中体认到艺术精神的内在实质，并从元气的本然形态入手，导入他激越的情思和悲壮、悠远的画境之中，从而诞生了一系列精品。在这里，我们可以从那超现实的作品构成和笔墨抒写中感悟到华夏美学崇尚以“有”趣“无”的某种天机，我们同时可以从他那笔墨意象和形式语言的构成中体悟到超越形迹的天道元气，并使本体精神进入与天道合一的境界，从而开启艺术和审美的终极追求之门。这使我想起南朝宗炳的两句名言：“应会感神，神超理得。”

　　作为画家，对现实进行观照和抒写不易，而面对现实世界却能进行超越现实的形而上观照就更加不易。因为形而上的超越是一种本质的超越，它标志着艺术精神的终极指向。它不但需要大智慧的萌发，更需要对生命与存在、心与物有宏观的体认和直觉。象与象征的内在关系和引深作为中国审美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多层次性，以及与宇宙论认知系统在逻辑形式上的同构性，对周韶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审美启示。从周韶华的《荆楚狂歌》我们会发现，象与象征的内在形而上超越和西方现代象征主义的精义在他的作品中均得以巧妙运用，并产生了十分独特的审美时空。

　　天地精神与大美境界

　　由于艺术是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所以，道家那种关于人的现实存在以及进入精神绝对自由境界的生命存在论就必然会成为真正艺术家的认知基础和审美基础。正是这种认知基础和审美基础，使我们对中国文化从殷周的神学跨入对生命与宇宙一体化认知，从而中国艺术本元精神的体认成为可能。

　　周韶华从《大河寻源》对气势的追求，到《梦溯仰韶》对素朴的体认；从《汉唐雄风》对大美的讴歌，到今天《荆楚狂歌》对自由的呼唤无不显现出他对生命本原、文化本原和精神本原的追问和弘扬。而《荆楚狂歌》则更是借助于楚文化那弘大、神秘、超越的图式和符号将自己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精神自由境界。

　　精神自由是一个崇高的境界，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深厚文化支撑的境界。精神的绝对自由境界是老庄道家精神的归宿，也是楚文化中最为鲜明的精神特征。因此，它也就成为《荆楚狂歌》最具本质属性的审美特质和精神指向。周韶华正是借助道家的自由境界和楚文化中对自由境界的精彩表现以及对现实的启迪意义完成了从本体心性的潜意识渴望向本体艺术表现和本体精神表现的超越和升华。也正是这种超越和升华，使《荆楚狂歌》成为当代中国画坛一个具有重要文化品质和象征意义的艺术现象。

　　对精神绝对自由境界的实现，需要超越现实、回归心灵，需要消解外在的社会价值系统和一般认知系统的桎梏，在澄澈空明的心境中，感受和体验道的存在，自由的存在。而庄子的外向观道，内向体道过程，也正是精神与道同体的自由境界。而这种境界也必然会归于艺术，归于大美。周韶华的《荆楚狂歌》正是抓住了这一关健，从而在心性与自然、天地与本体的化育和融会中实现了自己对大美的深层体认。

　　这种对大美的体认既需要对生命与存在的本质把握，更需要对超越现实生命的天地精神和形而上精神的神会和直觉。在庄子看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只有“观于天地”并能“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才可视为真正的超越，才可视为真正进入精神的绝对自由之境。在庄子看来，也只有达于此境的人，才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才能获得宇宙永恒、天地无限、生机长存的审美解悟，从而进入与天道融合一体的、精神绝对自由的审美境界。也正是道家这种“观于天地”的思想，开启了中国画坛“澄怀观道”（南朝宗炳语）、“心师造化”（南朝梁萧绎语）的传统。同时也开启了周韶华内心宏大的审美理想，并使这种理想不断升华并变现为充满精神张力的作品。

　　对于画家来说，对“天地精神”和“大美境界”的追求也就是对中国本元哲学“道”的追求。庄子云：“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天地》），洋洋乎大哉！不但在气势和力量上显现出无穷性，而且在时空上表现出无限性。如果说，世俗之美美在形象的话，那么，道家的大美则超越了形象。大美不为时空囿限，其气势力量足以创造一切、也足以冲决一切。司空图在其所著《二十四诗品》中对大美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奋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廖廖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在司空图看来，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均是天道的妙用，所以，只有“返虚入浑，积健为雄”，与天道这一宇宙本体的无限生命力融为一体，才能使大美境界和精神的绝对自由境界得以真正实现。从《荆楚狂歌》我们会发现，周韶华于此有很深的证悟。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但会领略到他那画面构成的大美气象，同时可以领略到他于毫端流露出的那种对天地境界的追寻和赞美之情。

　　元气弥漫与生命之本

　　周韶华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元气弥漫。他现在的《荆楚狂歌》的大量作品更加鲜明地凸显着这一特征。从他的这些作品我们发现，他对气的理解并不是止于南朝谢赫“六法”的“气韵生动”，而是远溯周秦，从而使其对气的理解和运用更加具有哲学品质和文化品质。这些品质作为他审美精神的一个重要基础，直接促成了他艺术创作的精义。

　　应该说，华夏美学与气（元气）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了解气论，就很难深刻地把握华夏美学的精粹要义之所在。

　　中国哲学的气论自西周伯阳父的“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到春秋单穆公的天六（六气）地五（五行）；从战国庄子的一气“聚散”说（《庄子·知北游》）和荀子《赋》篇的“充盈大宇而不窕”，到汉代刘安《淮南子》的“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从隋唐禅的“气息”说，到宋张载气一元论的“太虚即气”（《正蒙》）和明王廷相的“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应该说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又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些论断均强调“气”是充盈宇宙连续无间而具有生命力的物质性存在。如果说元气论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本体论或生命哲学，那么这种生命本体论或生命哲学作为华夏审美精神的根基所在无疑具有本元意义。

　　为什么周韶华对气的理解和运用会跨过谢赫“六法”而直逼周秦战国呢？我以为，周韶华内心的形而上提升是其重要原因。因为谢赫“六法”的气韵生动其用意在于画家笔下的物相和气机，而并不具有生命本体论的意义。周韶华的艺术精神当然需要“六法”层面的气韵生动，但这远远不够。周韶华需要的是“天地之气”、“充盈大宇而不窕”之气，因为只有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元气，才有可能成全他孜孜以求的“天地精神”；只有这种层面的元气，才有可能成全他的“大美境界”。

　　华夏美学在坚持“太虚之气”乃“气之本体”的基础上，强调艺术创作中巧妙处理“虚实相生”关系的重要性。就中国画而言，若想使作品中实的笔墨和形象具有更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就必须在“虚”处下一番功夫。周韶华在此可谓用心良苦。在他的作品中，空白虽少，却皆为气之枢扭。即使在笔墨的实处，他也往往能纳太虚之气一以贯之，从而使其笔墨和构成始终不离元气之本、生命之本、天地精神之本。正是由于他对气的体认和重视，所以，他作品中的主体形象往往因元气丰沛而具有雕塑般的浑厚和张力，而其非主体之笔墨则因具有一种本然的“太虚之气”而渺远神秘、原始素朴。

　　由于对元气的把握和表现，使周韶华的审美意象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也正是由于对元气的把握和表现，使周韶华对中国文化本元之道的表现进入了一个跨越一般认知的层面。因为道之所以能成为天地精神和万物生机活力的根源，就因为它是生命始基之“气”。所以说，只要把握了“气”，也就把握了道的根本，也就把握了宇宙本体和精神本体。正如庄子所言“道通为一”（《齐物论》），“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正是由于周韶华深明个中三昧，因此，他的《荆楚狂歌》不论是巨幅大作，还是小幅精品，均弥漫着一股莫名的原始之气和生命之气。正因为这元气周流不断、无所不在，从而使他心目中的天地精神和大美境界得以充分地表现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