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辽宁省博物馆终身名誉馆长、我国著名文物鉴赏家、国务院书画鉴定组成员杨仁恺先生，有过三面之交。

　　他是应“中国英台之乡”——浙江上虞古越轩主、著名收藏家杜金康先生之邀，而到此作短暂访问的。其时已年届88的杨仁恺先生，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不顾旅途劳累，品着“觉农舜毫”香茗，便向我打听上虞的风土人情，尤是要我细说当地的文化特产。当我如数家珍将大舜、王充、嵇康、谢安、倪元璐、夏丏尊、马一浮，将曹娥庙、春晖园、祝家庄、天香楼等文化人物、人文景点一一介绍给他时，这位大家竟推托着金丝边眼镜框，突然睁大了眼睛，“呵，上虞，了不起的上虞！”

　　仅仅只有两个多小时的倾心交谈，我们似乎成了一对忘年交。而上虞宾馆的聚餐，尤是在酽酽的女儿红酒香的弥漫中，则更令我渐渐走进了杨仁恺先生心灵深处，让我有幸聆听到他那与鉴赏、鉴定事业一起同频共振的情感脉搏……

　　半个多世纪的书画鉴定生涯，令杨仁恺先生走过了一条壮丽多彩的人生之路，留下了许多为人崇敬的佳话。他从当年的巴蜀学子、琉璃厂青年文物爱好者到全国乃至海内外著名文物鉴赏家，不仅写出了60万言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为该学科建设付出了毕生精力，同时，还写出了著名的《国宝沉浮录》和百余万字的《沐雨楼文集》。

　　历史被涂抹着，哪怕一书一画，真与假困惑着人们，赝品否定着真品，道德堕落者不断在制假，鉴定者的乐趣和智慧便在这真与假的辨识中得到满足和挥发。翻开《国宝沉浮录》，让我们看到了杨仁恺先生在抢救国宝中的亮丽身影。1945年8月12日，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三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准备从东北逃往日本。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一批稀世珍宝，是当年北京故宫内秘藏的历代书法名画，数量多达100余件。7天后，溥仪在沈阳被截获，这批书画也一同被缴获。1952年，就在东北文物处对这批书画进行整理鉴定时，37岁的杨仁恺先生从三件《清明上河图》中，发现了其中由张择端绘制的真品。

　　真品，其实自北宋以后就失传了。民间流传着许多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仿作，他们临摹的是否就是张氏原作，多年来一直是个谜。凭着文献里的记载，“从历史根源里边，从印象里边”，杨仁恺先生独具慧眼，一眼认定其中一幅“是那个时代的作品”。说到当时的发现，杨仁恺先生显现了童真般的兴奋，眼睛里似乎有一种东西在闪亮。是啊，他鼓掌叫绝——为此生有机会看到这国宝，为自己替国家鉴定国宝。“比文字稿生动，它形象得很！它反映了800年前的北宋社会，800年前所有的生活都在那里面”，杨仁恺先生眉飞色舞、喜不自禁，似不减当年。

　　因为《清明上河图》的发现，从此，杨仁恺先生的名字便与《清明上河图》连在了一起，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以后，杨仁恺先生又参加了抢救另一批国宝级文物的工作。当年，在长春市公安局的协助下，他进行了异常艰辛的清查。在近三个月时间里，他顺着线索逐一追查，奔走于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尔后，在调查小组的共同努力下，陆续追回了清宫散佚书画130多件。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寂寞的，艰苦的，远离热闹、掌声和鲜花的，是往往要搭赔上大好的青春年华却无论做得多么出色，也是少有人喝彩的，譬如书画鉴定。然而，杨仁恺先生很是知足。他说，经我鉴定的文物不计其数，从这点来说，我这一辈可谓前无古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东西，就凭这一点我就很知足了。杨仁恺先生的“知足观”，无疑是建筑在为事业作奉献基础上的，他甘愿寂寞，拒绝诱惑，这怎不让人肃然起敬？

　　古代书画是文物的一部分，而文物则是一部物化了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我们与遥远的祖先联系、沟通的重要渠道，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保护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意义难以估量，责任重于泰山。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仁恺先生该是功德无量的。

　　近年来，杨仁恺先生不畏年高，又先后两次莅虞考察。虽见其雄风犹不减当年，但毕竟已是耄耋之年，作为国宝级的大家，我自希望他保重身体，以便为国家多作贡献。想起了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83岁高龄时说过的话：“刚积累了一些东西，人刚成熟，理解认识刚开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结束生命的时候。这是人类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我认为人应多活几年，只有这样才能给后人多做一些贡献。”这是大实话，“多活几年”，健康长寿，不正是我们对杨仁恺先生的最大愿望吗？

　　“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这幅杨仁恺先生89岁时给我题写的对联，虽是对我的鞭策，不也是其对晚年自己的激励么？要知道，杨仁恺先生所倡导的“知足”，指的自是生活待遇方面，而“无求”，指的当是个人名利官禄。这“知足”、“无求”，该是一种境界，是精神领域的一种超凡脱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