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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022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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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楼中日月长——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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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1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走近杨仁恺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辽宁省博物馆终身名誉馆长、我国著名文物鉴赏家、国务院书画鉴定组成员杨仁恺先生,有过三面之交。

  他是应“中国英台之乡”——浙江上虞古越轩主、著名收藏家杜金康先生之邀,而到此作短暂访问的。其时已年届88的杨仁恺先生,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不顾旅途劳累,品着“觉农舜毫”香茗,便向我打听上虞的风土人情,尤是要我细说当地的文化特产。当我如数家珍将大舜、王充、嵇康、谢安、倪元璐、夏丏尊、马一浮,将曹娥庙、春晖园、祝家庄、天香楼等文化人物、人文景点一一介绍给他时,这位大家竟推托着金丝边眼镜框,突然睁大了眼睛,“呵,上虞,了不起的上虞!”

  仅仅只有两个多小时的倾心交谈,我们似乎成了一对忘年交。而上虞宾馆的聚餐,尤是在酽酽的女儿红酒香的弥漫中,则更令我渐渐走进了杨仁恺先生心灵深处,让我有幸聆听到他那与鉴赏、鉴定事业一起同频共振的情感脉搏……

  半个多世纪的书画鉴定生涯,令杨仁恺先生走过了一条壮丽多彩的人生之路,留下了许多为人崇敬的佳话。他从当年的巴蜀学子、琉璃厂青年文物爱好者到全国乃至海内外著名文物鉴赏家,不仅写出了60万言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为该学科建设付出了毕生精力,同时,还写出了著名的《国宝沉浮录》和百余万字的《沐雨楼文集》。

  历史被涂抹着,哪怕一书一画,真与假困惑着人们,赝品否定着真品,道德堕落者不断在制假,鉴定者的乐趣和智慧便在这真与假的辨识中得到满足和挥发。翻开《国宝沉浮录》,让我们看到了杨仁恺先生在抢救国宝中的亮丽身影。1945年8月12日,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三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准备从东北逃往日本。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一批稀世珍宝,是当年北京故宫内秘藏的历代书法名画,数量多达100余件。7天后,溥仪在沈阳被截获,这批书画也一同被缴获。1952年,就在东北文物处对这批书画进行整理鉴定时,37岁的杨仁恺先生从三件《清明上河图》中,发现了其中由张择端绘制的真品。

  真品,其实自北宋以后就失传了。民间流传着许多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仿作,他们临摹的是否就是张氏原作,多年来一直是个谜。凭着文献里的记载,“从历史根源里边,从印象里边”,杨仁恺先生独具慧眼,一眼认定其中一幅“是那个时代的作品”。说到当时的发现,杨仁恺先生显现了童真般的兴奋,眼睛里似乎有一种东西在闪亮。是啊,他鼓掌叫绝——为此生有机会看到这国宝,为自己替国家鉴定国宝。“比文字稿生动,它形象得很!它反映了800年前的北宋社会,800年前所有的生活都在那里面”,杨仁恺先生眉飞色舞、喜不自禁,似不减当年。

  因为《清明上河图》的发现,从此,杨仁恺先生的名字便与《清明上河图》连在了一起,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以后,杨仁恺先生又参加了抢救另一批国宝级文物的工作。当年,在长春市公安局的协助下,他进行了异常艰辛的清查。在近三个月时间里,他顺着线索逐一追查,奔走于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尔后,在调查小组的共同努力下,陆续追回了清宫散佚书画130多件。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寂寞的,艰苦的,远离热闹、掌声和鲜花的,是往往要搭赔上大好的青春年华却无论做得多么出色,也是少有人喝彩的,譬如书画鉴定。然而,杨仁恺先生很是知足。他说,经我鉴定的文物不计其数,从这点来说,我这一辈可谓前无古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东西,就凭这一点我就很知足了。杨仁恺先生的“知足观”,无疑是建筑在为事业作奉献基础上的,他甘愿寂寞,拒绝诱惑,这怎不让人肃然起敬?

  古代书画是文物的一部分,而文物则是一部物化了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我们与遥远的祖先联系、沟通的重要渠道,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保护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意义难以估量,责任重于泰山。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仁恺先生该是功德无量的。

  近年来,杨仁恺先生不畏年高,又先后两次莅虞考察。虽见其雄风犹不减当年,但毕竟已是耄耋之年,作为国宝级的大家,我自希望他保重身体,以便为国家多作贡献。想起了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83岁高龄时说过的话:“刚积累了一些东西,人刚成熟,理解认识刚开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结束生命的时候。这是人类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我认为人应多活几年,只有这样才能给后人多做一些贡献。”这是大实话,“多活几年”,健康长寿,不正是我们对杨仁恺先生的最大愿望吗?

  “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这幅杨仁恺先生89岁时给我题写的对联,虽是对我的鞭策,不也是其对晚年自己的激励么?要知道,杨仁恺先生所倡导的“知足”,指的自是生活待遇方面,而“无求”,指的当是个人名利官禄。这“知足”、“无求”,该是一种境界,是精神领域的一种超凡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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