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中旬，为纪念中国美术学院老院长、老一辈革命文艺家、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和油画家莫朴先生逝世十周年，中国美术学院策划举办了 “艺术与时代——莫朴先生创作回顾展暨莫朴先生创作与教育思想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20余位理论家、画家聚集于中国美术学院学术报告厅，畅谈、研讨莫先生的艺术与人生。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分别由中国美术学院杨参军教授与杨桦林教授主持，200余名师生参加了研讨会。现将发言纪要整理如下：

　　

　　刘健（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出于对莫朴先生的艺术感动与崇敬，我院策划、举办了本次莫朴先生创作回顾展及其创作与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请允许我代表学院和许江院长向远道而来的专家与学者们表示感谢！莫朴先生在从艺和从教的几十年中，为中国美术和中国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给我们国家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许多创作作品成为了中国油画艺术的经典。在莫朴先生的人格品质、革命经历、人生历程及其矢志不渝的信念等多个方面，都有太多值得我们研究的有益课题，而这也将会在专业界、学术界生发出诸多关于中国艺术的深刻思考与认知。在那个独特的历史时代，莫朴先生真诚、坚毅、深沉的秉性使他在艺术和人生的道路上为实现壮烈而崇高的理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而也给我们的专家和学者们提供了富有学术广度、纬度和深度的探研与回顾。深入解读莫朴先生的艺术人生，感悟其艺术内涵的品质与艺术精神，我相信本次研讨会必将会在这些方面有所展开，并能由此取得丰硕的成果，使得在座的各位获得感同身受的理想与传统的教育，使大家终身受益。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杨桦林（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莫朴先生一生的艺术创作大致可分为早、中、后三个时期，建国前为早期，建国后至“文革”为中期，“文革”后为后期。各时期又可细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个时期和阶段都相互联系，又有所发展变化。总体而言，莫朴先生在艺术创作和教学上的主要成就在中期和后期影响较大，研究文章较多，而对早期的关注较少。我认为莫先生早期活动本身很有成就，值得重视，而且其思想观念也已基本成熟，这对他后来的艺术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理由如下，其一，莫先生革命现实主义艺术观是在早期形成的。莫先生早年先后在苏州、上海、南京求学，期间深受颜文樑、刘海粟、徐悲鸿的影响，而其中受徐悲鸿的影响最大。后来他又从事木刻创作，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他在1942年、1943年学习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艺术观就基本定型了。与此同时，前期的进步活动和革命斗争实践对其艺术观的形成更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其二，莫先生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和热爱也是在早期形成的。莫朴的父辈均雅好书画，莫先生早年也学过传统书画，青年时期他在美专学画，他对中国文人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后来在北方抗日宣传时他接触了大量古代美术遗迹和民间艺术，并对此有所学习和研究。在新四军和延安鲁艺时，他又广泛吸收民间木刻、年画等的养分来从事宣传和创作。上世纪50年代他组织青年教师从事中国人物画的创新，提出一些设想和观点，均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三，莫朴先生质朴、浑厚、凝重的艺术个性在早期也已基本形成。早年求学时莫先生对各种艺术流派都有所了解，对西方现代艺术也有一定的认识，随着革命宣传工作的需要及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的熏陶，他开始较多地取法法国米勒、杜米埃的绘画，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其绘画风格在1948年所作的《分地》、《清算》等画中已经表现得非常典型。总之，莫朴50年代以来的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活动都是前期艺术活动的一种继续和延伸，研究莫朴应注意其思想的内在脉络。

　　

　　王流秋（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我从心底敬重江丰、莫朴两位老师和老革命家的高尚品德，他们行事为人一向堂堂正正，敢于直呈自己的意见，颇具君子之风。解放之初，江、莫奉命来杭接管杭州国立艺专，绝非偶然，是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文艺事业必须推行文艺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基本路线。在当时城乡革命气氛高涨局势下，决定暂时取消各系专业统合为绘画系，便于领导，等候时机成熟再分系科专业。这是目标清楚、步骤分明的。在实行上述教学改革中难免有些教师会暂时离开教学岗位而心存不悦，当时可能在方法上有不够耐心细致之处，但从实践的事实来看学生获得了极深刻的教育和锻炼，如下乡实习内容丰富，拥年、参军、抗美援朝，画宣传画、连环画、年画，新形式的创作丰收，许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异常活跃。校园气氛欣欣向荣、亲密友善。至今老校友回顾当年心境的一句话就是：“外西湖时期是我们的黄金时代。”1952年江丰奉调去北京中央美院任职，莫老师担子更重，记得当时领导层议论的有两件事，一是国画人物画老模式很难反映现实，为日后发展着想，现在就要培养新人物画的师资，当时就挑选造型能力强的学生为培养对象，包括顾生岳、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等。经多年的努力，形成了以西洋造型技巧与中国水墨线条有机结合的模式，为国画新人物画独树一帜，后被称为“浙派人物画”，得到全国的承认；第二件事是为恢复系科专业开始做计划和组织准备。上述是领导为新艺专的发展所规划的蓝图。局势难测，1957年一场“反右”运动席卷全国，江、莫成了右派。到1961年平反改正。所谓“平反”“改正”就是改正错定的罪名。可惜至今还有人引用据称毛主席说过的“江丰莫朴是不是共产党？”以说明江、莫旧案未消，这是对政策的曲解。一案最终审定要经数年慎重查证核实讨论后写成“平反”决定并宣布，体实了政策的严肃性。“有错必纠”，并非以这位或那位领导人一句半句话为准。个别人不甚了解50多年前的历史事实造成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经过说明、讨论之后必定能消除分歧，取得原则一致。

　　

　　肖峰（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我发言的题目是 《莫朴，大写的左翼革命美术家和教育家——在激情燃烧的外西湖岁月》。莫朴先生离开我们10年了，今年又是他诞辰91周年，此时此刻举行纪念活动意义非凡。我们深切地怀念这位受人尊敬的老院长、中国革命艺术的先驱、杰出的油画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莫先生历经磨难、饱受沧桑，但依然坚韧不拔、勇于奋进。回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其艺术生命、艺术作品、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不可分离的。他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光明磊落，无私奉献。在革命政治斗争的风浪与磨难中，依然对党和祖国的感情忠贞不渝，真诚地把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及艺术教育事业。1949年，莫朴与江丰等人奉调接管杭州国立艺专，在他们的改造与整治下，一所资产阶级象牙之塔的旧艺专逐渐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美院，奠定了社会主义美术教育的体制。1955年，莫朴先生等领导对系科作了调整，正式在学院成立了彩墨画系、油画系、版画系，并在彩墨画系提出了“人物为主、写生为主、工笔为主”的教学方针，改变了当时人物画在历史上的弱势地位。同时，他还将素描、速写引进国画教学，倡导师生到生活当中、到自然当中去观察、感受写生，将传统中国人物画改造成了反映现实主义的画种。经过三四年的实践，创作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培养了一批新人。我院的中国画教学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当时他们提倡的教育方针。莫朴先生的艺术教育思想来源于三个方面：鲁迅的艺术思想；解放区教育的新经验；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等人的艺术教育主张。莫先生在美术教育与实践中始终把艺术的社会价值和艺术的宏观意义放在首位，认为艺术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四个结合：一是艺术与社会主义政治相结合；二是艺术与生活相结合；三是艺术与创作相结合；四是艺术与“双百”方针相结合。他的这些美术教育思想不仅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与艺术创作骨干，而且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徐永祥（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现在有一个匪夷所思的观点，认为江丰、莫朴不要传统不要国画。这可不是一般的意见，是针对江丰、莫朴批判文人画过头、安排国画老先生们教学和工作欠妥而无限上纲，当时正因为此，惊动了高层，导致江丰、莫朴双双戴上右派的帽子，蒙冤20年。这显然是冤案，历史本身也已证明这是冤案。“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江丰、莫朴双双复出，重掌南北二所重点院校，冤案应该是澄清且结束了，然而有些人却仍然不肯放过。今天我想提请这些有意无意要贬低江丰、莫朴的先生们，应该看到江丰、莫朴在解放初的教学有其历史必然的特点，强调革命性、强调生活和现实主义，强调为人民服务，批判旧艺专办学思想，批判脱离实际生活的传统（包括文人画）……恰恰是这段历史时期的教学成果，为“浙派人物画”的诞生准备了良好的土壤和种子，是催生“浙派人物画”的基础。“浙派人物画”是解放初教学改革、特别是中国画教学改革的必然产物，是为了培养这所高等美术学校未来的国画人物画的新型教学师资。这一史实简单明了，莫朴、朱金楼、金浪等是“浙派人物画”最早的策划和组织者，这是没什么好争议的。作为领导者的莫朴在“浙派人物画”的催生阶段功不可没！“浙派人物画”作为教学改革的产物，经历了六届（“文革”时期除外）领导更迭，不管谁主政，“浙派人物画”的发展轨迹一直是紧密配合着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学要求而向前延伸。“浙派人物画”是中西融合的一次成功尝试。“洋”素描因素介入了“浙派人物画”，任谁也否定不了这正是它的一大特色。首先应肯定其作用是为了解决正确的造型问题，在适应传统笔墨的过程中，素描有个自身的改造问题；反之试问传统笔墨在“浙派人物画”运用中，是否多少也得受到正确造型要求的制约？只有相互制约才能相互发展，“笔墨为本”决不应视为巍然不动一成不变的教条。今天“浙派人物画”中的笔墨，决不应看作是文人画或花鸟画笔墨的照搬硬塞，而是已经复杂和艰难得多。难就难在它要更多地考虑到造型因素。把“浙派人物画”的成功归之为对素描的改造，此论失之偏颇。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莫朴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美术教育家、朴实无华的人民画家。他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执行党的决议，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摸索前进，敢讲真话。当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也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其作品善于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及其生活，画风朴实、格调高雅，为新社会的人民美术添砖加瓦。然而反右运动给他的一生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且这一阴影至今犹存。我希望历史能恢复它本来的面貌，展现莫朴应有的光辉。我们不难看到美术界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最大的矛盾有两对，一、“艺术是干什么的”。一派主张艺术是为人民、为现实服务的，莫朴先生即属于此派；而另一派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搞主观、自我表现。当然，在当今和谐社会，这两种艺术观可以同时并存，但我们的主流艺术主张艺术为社会服务。二、中国画如何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提出了反对旧国粹、旧文化，认为中国画不科学，提出中西绘画融合，说明关于中国画的问题早就存在着看法上的分歧。建立杭州国立艺专后，林风眠校长提出了十六字的方针：“整理中国艺术，介绍西洋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反映了国立艺专在早期时就提出了创造时代艺术的理想。抗战时期艺术创作克服了自古以来脱离时代、脱离生活的弊端，创作者走进了抗日后方，接近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认识到时代艺术的产生必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当时的政策是立足于改造，以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艺术实践所创造的经验，改造旧艺术、旧教育、旧思想，莫朴等同志肩负的使命是艰巨的。今天回头看一看，他们建立了新的艺术教育体系，培养了新的一代艺术家，其功绩是主要的，永垂青史。

　　

　　潘耀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我拟写的文章题目是《历史的悲壮——从<南昌起义>看莫朴》，试图通过莫先生《南昌起义》的命运反思当时的历史。出于时限，仅述大概。叶浅予先生在回忆录中曾谈及江丰、莫朴两位先生如何戏剧性地被定性为右派，主要原因有二，一“反中国画”,二“反文化部”。他们不是右派，却被划为右派。然而，这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对中国画家来说却是极大的支持，国画系的教师都成了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因为事关传统国画的生死存亡。新编的画册《时代与艺术——莫朴的绘画》，对历史的梳理很具学术性。其中“莫朴先生年谱”也涉及江丰、莫朴的右派问题。他们被划成右派是那个非常时期中国人特定的思维逻辑的结果。当时是一个非常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刚刚执政，缺乏经验，又面临社会转型，阶级斗争还处在惯性的延续。在这种形势下，学术问题很容易被作为政治问题看待。建国初期，徐悲鸿先生曾提出过新国画的改革思路，我想当时是得到上方肯定和普遍支持的，徐先生是深谙国画的，不会断然主张国画画素描，他的作品也证明这点，可惜他去世较早，没有拿出一套具体可行的方案。作为徐悲鸿的学生，莫朴深受西画影响，对学院派创作方法比较熟悉，如他的《南昌起义》就运用了聚光照明、人物组合等戏剧性效果。在国画人物画改造上，莫先生选择让一批西画优秀生来画国画人物，解决了形体塑造的问题，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素描的痕迹，招致潘天寿等资深画家的批评，这种批评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也引起人物画家的反思。可以说，浙派人物画是江丰、莫朴和潘天寿等合力作用下形成的，但最后执牛耳者是潘天寿。如果纯粹是个学术问题，在民主的气氛中，江丰、莫朴和潘天寿，本可以公平竞争，但政治化的结果，却变成一个折衷主义的产物，留下许多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时代的悲哀，无法逃避。

　　

　　邹跃进（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莫朴先生的人生与艺术是和毛泽东时代紧密相关的，此时的特点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不可分离。莫朴的艺术与艺术教育及其人生遭遇都反映了当时的艺术和政治相互纠缠的事实。已故的美术史家刘晓路先生曾谈及一个观点，其大意是蔡元培把国立艺专放在杭州，既远离上海经济中心，也远离南京政治中心，体现了蔡先生的一种艺术理想——以美育代替宗教，使艺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然而抗战爆发后，要求艺术自律的立场在革命时期已不可能做到，后来一系列的社会变化使艺术与政治两者不断纠缠。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政治干预艺术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于是对新中国以来的美术所取得的成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毫无疑问，在莫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的艺术创造、艺术追求与政治的需要是不可分离的，也许这正是那个时代的艺术价值之所在。这个政治，在我看来突出表现在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方面。当我们今天认为莫朴先生是一位朴实无华的人民艺术家时，其实也就肯定了莫朴先生作为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为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贡献。当时莫先生在领导的岗位上执行“讲话”方针，提出发展人物画、提倡写生、提倡吸收民间艺术资源，其宗旨都是使艺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具体落实到浙派人物画上，我认为浙派人物画是以徐悲鸿为代表的以西方素描改造人物画观点的学院派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延安学派艺术观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莫先生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杨参军（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我演讲的主题是《莫朴绘画的历史观与油画系教学研究的未来》。自解放初期到1978年，尽管莫朴先生在期间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莫朴先生作为中国美术学院革命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开拓者，其创作方法一直影响着我院油画系的创作教学。1978年我们进入中国美术学院学习时所接受的文艺观就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至今该创作方法依然是我们油画系创作教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系第一工作室即是以“历史与主题性绘画”命名的，之所以以此命名是因为我们在油画系的血脉梳理中深深地感受到革命历史画主题性创作是油画系教学中分量很重的一块资源，几十年来留下的一批耳熟能详的作品在系学术研究中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教学方法。今天我们继承了以莫朴先生为代表以及他们那一代人所开创的革命历史主题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如何在新世纪继承和发扬依然压力很重。我认为其中最值得继承的是坚持深入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莫先生的艺术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他始终把艺术家的责任感放在艺术创作的首位，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绝对看不到艺术仅仅是一种游戏，看到的是莫先生所肩负的理想促使他拿起了画笔来讴歌劳动人民、讴歌历史时代。我们决心学习莫先生在朴素的艺术创作中对历史和人民的真诚关怀，学习他严谨的创作作风。目前我们油画系教师正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画创作任务，一是接受了省委宣传部大型历史画创作，几乎每位教师都承担了一件作品；另一是接受了全国历史画题材的创作，共承担了7件作品的创作任务，这两项工作都能真实地检验我们油画系在革命历史画创作上是否有新的建树。在此非常时刻纪念莫朴先生不平凡的艺术经历，梳理我院现实主义创作的宝贵资源是极富现实意义的。我们要好好地将这一资源融进教学之中，努力完成历史画创作。

　　

　　章利国（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莫朴先生从艺术学习的环境走向革命军营，再回到新中国美术教育领域，其创作的大量作品都有着红色主题，这些作品是富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其历史意义在于他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一种时代的痕迹、历史的回声，从中我们可以侧面了解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乃至革命史和社会史。目前我院许多教师正投身于重大历史画题材的创作，因此，从社会学、美学、艺术学的角度研究莫先生的艺术历程、艺术经验和艺术文化生态会让我们得到很多启示，因此又富有现实与社会意义。现当代红色主题叙事性绘画的作者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亲身参加到革命洪流中的前辈们；另一部分是在红色时代氛围中熏染成长起来的艺术家。这些作品有一些共同性：注重与生活的关系，作品普遍具有英雄主义的崇高情怀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带有一种艺术的真诚。最令我们感动的是前辈们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守望红色精神家园的文化自觉、文化内驱力，这也是中国美院的传统之一。在他们这代创作者的身上，时代语境、生存状态、心灵世界实际上是统一的，其作品在社会责任感、时代意识、艺术表现上也是统一的。莫先生自己曾说对于西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形式主义的艺术都感兴趣，并加以吸收，他的创作善于从语言和构图方面努力将戏剧性的情境加以自然化。我们在莫先生作品中也看到，展示这样的红色主题来显示一个特定叙事性对象的需要和表现他自己内心世界的需要这两者也是统一在一起的，这是那一代艺术家的整体风貌。中国美术学院有悠久的历史，学院的一批红色叙事性主题创作已经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对这类作品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范达明（浙江摄影出版社编审）：我讲的题目是《红色经典：莫朴三幅主题性绘画解读》。莫朴的主题性绘画包括主题性的历史画与风俗画，起始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他们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前辈革命文艺家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积极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成果。在他们看来，文艺的这种服务功能是党在特定时期的革命需要，既是党的文艺路线的需要，更是党的政治路线的需要。莫先生的三幅代表作《清算》、《誓言》和《南昌起义》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意识，作为红色经典，也堪称珍贵的革命文物。1948年创作的《清算》表现的是获得政治与经济上彻底翻身解放的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斗争。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土改运动的基本特色是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性和群众性，而《清算》正是非常具体、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特色。画面将两个阶级面对面不可调和的斗争借助于人物的肢体动势直接表现了出来。1950年创作的《宣誓》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表现的是上世纪30年代党在农村的支部秘密地为一名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画面的人物与人物关系经过精心构思和安排，被遮挡光源的低位光线处理巧妙地照亮了临时挂起的党旗，画面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亮部以及门外夜色中衬托出的放哨者暗影形象，反映了当时共产党还处在地下活动的状态。我认为上述两幅作品在严格意义上说都算不上历史画，应属革命现实题材的风俗画。《南昌起义》创作于1957年，是一幅真正的革命历史画或革命军事画。该画与后来黎冰鸿创作的《南昌起义》有相似和不同之处。相似之处是两幅作品都将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这一重大事件及其主要领导人物表现于画面，并都以周恩来为主人公，体现了“党指挥枪”的绝对领导。不同之处是两幅作品视角相反、光源不同、色彩表现不一，由此造成的氛围也不一致。莫先生的画面选择起义官兵群情激奋高呼口号的瞬间，更具革命事件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气息。

　　

　　高天民（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中，对莫朴的研究是不够的，而在莫朴的研究中，对其创作的研究尤为不足，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这里只简单谈一下其创作。莫朴曾就学于三所美术学校，两所重视古典的、学院的、写实的，一所强调印象的、后印象的和现代的，这两方面的艺术对他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综观莫朴先生一生的艺术创作都没有超出写实和印象派这样两个范围。但其中已经隐含了朴素的现实主义情感。但真正决定莫朴先生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及思想的还是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他早期创作主要是宣传画、连环画、木刻、布画等。尽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这种绘画被人们批评为“宣传的艺术”而否定其艺术价值，然而从莫朴的艺术发展和他作为一位著名油画家的历程看，这个时期在他的艺术构成中亦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不可忽视。他不仅在其中体现了出较好的造型能力，而且表现出很强的构图和叙事能力。这些作品对他后来主题性创作的把握是很有帮助的。莫朴在创作上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油画《清算》中，它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它第一次以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展现出觉醒了的中国农民参与历史创造的时代画卷，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油画之先河。莫朴突出的构图和叙事能力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可惜的是，史论界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解放后的《入党宣誓》和《南昌起义》是莫朴悲壮的一生中创作从高峰迅速进入晚期的代表作。表现出他对一种边角式构图和情境渲染式叙事的偏爱，这已与《清算》有了很大的不同：莫朴越来越排除了他在《清算》中所尝试的那种“单线平涂”式的表现方法，而更强调了光的作用和空间的塑造。这种完全古典学院式的语言方式，我们只能从他的老师徐悲鸿和当时已开始进入的俄苏美术那里得到解释。这让我们注意到，莫朴四十年代倾力探索的“民族化”此时已几乎完全淡出了他的视野，但莫朴也因此而再次赢得了声誉。莫朴的这个变化与江丰的观点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最终决定了莫朴与江丰同样不幸的命运。

　　

　　殷翔云（版画家、老校友）：首先感谢母校和莫老师的亲属举办了莫朴老师的展览，该展览让我们这群当年五七班的同学们又一次认识了我们敬爱的莫老师，了解和学习莫老师的为人、为艺。我们五七班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外西湖时代的最后一班，也是当时莫老师摘除右派帽子后重新走向教学岗位所带的第一个班。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莫老师的恩泽。至今我还一直保留着当年莫老师修改过的作业（展示当年莫老师批改过的作业），从这些作品中我还能回忆起当年莫老师对于教学的认真和投入。衷心地感谢当年母校和莫老师对我的培养！莫老师给我们上的这些基础课程使我受益匪浅。莫老师，我们五七班的同学们深深地敬仰你！怀念你！我们爱你！    

　　（整理人：童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