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启功先生，是1976年的中秋时节。那时荣宝斋在“文革”后，出版了第一本印谱《鲁迅笔名印谱》，我们是给启功先生送印谱去的，是荣宝斋字画出版部经理米景扬先生陪我去的。当时启先生住在北京小乘巷10号一间小房子里，是一楼底层，只有10多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堆书籍外，别无他物。当时我想：这样一个大学问家，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实在太不相称了。但启先生非常乐观，当米景扬向启老介绍我是杭州西泠印社的，特来拜访时，启老非常高兴，笑呵呵地站起来第二次与我握手，谈起西泠印社，启先生对西泠印社很了解，他说：西泠印社对中国印学研究作出过不少贡献，过去出版过不少印谱，对宣传中国传统印学功不可没。他又问：吴昌硕、马衡、张宗祥三位社长都不在了，下一位社长不知道是谁？我说这要等下次社员大会时再选举了。我又试探性地问：启先生，西泠印社准备召开成立七十五周年大会，届时邀请您参加西泠印社如何？启先生说：我不会刻印，我有资格吗？我说：启先生参加西泠印社，使西泠印社又多了一位大名家，是西泠印社的光荣。

　　1979年12月，西泠印社召开成立七十五周年大会。那次启功先生来了，会议在花港饭店召开。有天晚饭后，我与吴雪瑶陪同启功先生与罗福颐先生到对面花港公园去散步。启先生是一位非常慈祥、和气、幽默的老人。在公园里散步，两位老人心情特别好，有说有笑地很开心，后来启先生突然问我们，你们知道我们两个是什么人？我们一呆，我说您二位是大学问家。启功先生笑着说：什么大学问家，指罗福颐先生说，他是末代皇朝宰相的儿子，我是爱新觉罗后代，我们两个是封建余孽，说罢，哈哈大笑。接着又说：“文革”中我们两人挂在身前牌子上的头衔是一样的，就是“封建余孽”四个字。

　　会议期间定有一场笔会，大会规定在笔会上是不允许向书画家要字画的。那天启先生在笔会上写了不少字，最后他把写好的四幅字交给我，要我转交给客房的两位服务员及餐厅的两位服务员，说明启先生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人，谁对他好，他都记着。

　　1986年年底，深圳市人民政府为了提高特区的文化品位，邀请全国著名书画家到深圳游览，到会者有83位，年长者105岁，最小者而立之年，那次启功先生也来了，负责这次接待工作的是秦剑铭和我，我们在深圳相聚甚欢。我拿出以前在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时启功先生给我写引首的西泠鸿雪手卷，后面已有谢稚柳、陆俨少，程十发、王个老、周昌毂、范曾、董寿平、宋文治等人画的画，已裱成手卷，启先生看后非常高兴，在后面又题上“鸿爪当年到处留，西泠旧梦几经秋。阖簪每忆拈毫乐，一卷琳琅纪胜游。昔在西泠印社，偶拾素纸，题引首，岁月不居，宝绘遂盈一卷，重观欣得眼福，再贴。纸尾，启功。”那次启先生在深圳很开心，他喜欢深圳的气候好，冬天不冷，很舒适。他对我说：明年冬天我还要来，我说欢迎启先生每年来。第二年冬天，我又邀请他来深圳，他很高兴地来了，但到深圳后，政府领导、企业界知名人士相继宴请，无一日空闲。启先生对我说，应酬太多了，又推不了，我只能提早回去了，所以不到10天就回北京了。

　　1992年7月，我去北京出差，顺便到北师大宿舍去看望启先生，我还带去一个潘天寿先生画给我的诗、书、画三绝卷，启先生看后赞不绝口，他说：潘天寿先生是近代大家，画得好，书法也另有特色，学黄道周而又创造自己的风格，很难得。潘老的诗也很清新，格调很高。这个手卷集潘天寿先生诗书画三绝，真是难得，要我好好保管，这是难得的珍品。随即在后面又为我题了一首诗：“独立云林一片石，纷繁众卉蝶相依。寿头陀笔无穷寿，静阅阎浮是与非。公元一九九二年一月，启功敬题。”

　　我每次去北京，总要去看望启先生，今年4月23日，我又去北京，我想去看望启先生。米景扬告诉我说：启先生在医院里，不能进病房探望，只能在门外玻璃窗外看一眼，靠两根管子维持生命，这两根管子拿了就完了，已不能说话；时好时坏，医生说随时有生命危险。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启先生。

　　（摘自《想念启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