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该时期的金银器制作工艺精湛，纹饰图案精美，品类繁多。金银器自身有很高的财富价值，统治者认为以金银作食器可健康长寿，加之唐代国力强盛，东西文化交流空前密切，金银器在唐代大放光彩。金银器制造已出现了很多官营或民间的手工业作坊，普遍采用锤揲、浇铸、焊接、切割、抛光等工艺，器类包括饮食器皿、生活用品、宗教用具及首饰等。金银器种类中以在银器上作鎏金纹饰的金花银器最具特色，尤其是金花银盘。金花银盘质地素净，纹饰布局有致，并在花纹部分鎏金，鎏金的黄色与盘身的银色质地形成强烈对比，金属光泽交相辉映，独具艺术情趣。制作方法多为锤击成型，然后模冲纹印，錾刻细部，再在纹饰上鎏金。从出土实物看金花银盘口有圆形、葵花形、菱形、海棠形、桃形、叶形等，盘底有平底、圜底、圈足、三足、四足等。

　　唐文献中即有金花银盘之说，时称鎏金为“金镀”、“金涂”、“镀金”、“金花”等。金花银器之名《旧唐书·文宗本纪》有载：大和二年（公元828年）“敕，应诸道进奉内府，四节及降诞进奉金花银器，并纂组文缬杂物，并折充铤银及绫绢”；《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门》载，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十月两浙钱弘佐为“谢恩授守太尉册命”，进“金花银器一千五百两”等。

　　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文化交往加强，西方金银工业的制造技术及器物形制、纹样风格对唐代金银器制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初唐时一些金银器的制作就有西方的造型和纹样特征，也有些器物为舶来品。如猞猁纹圆形银盘，侈口，斜壁，圈足外侈，锤击成型，盘心模印一猞猁或虎状动物。纹样及装饰手法在国内都极为少见，有学者研究指出是粟特地区的输入品，其时代为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中叶。西安何家村窖藏是8世纪前半叶的标准器物群，盘式窄平折沿，浅腹，平底，仅在盘心饰动物纹样，带有萨珊器物“徽章式纹样”的装饰风格，在8世纪中叶以后的金银器皿中较少见。

　　金银器进奉也是唐代金银器兴盛的重要原因，进奉器物所錾铭文一般包括官职姓名、进奉时间、进奉数量等。盛唐尤其开元以后，进奉成风，在德宗之后，官员竞相奉进，“以固恩泽”，錾有铭文的器物多见于此期，如刘赞进鹿纹葵花形银盘。从錾刻的铭文中得知有些是从南方向长安贡奉的。在《旧唐书》、《册府元龟》中都有进奉金银器的相关记载，其中并有皇帝直接下令宣索金银器的记载。另一方面，帝王赏赐或对外交往也常用金银器物。如狮纹葵花形银盘是8世纪中叶的标准器物。葵瓣形，宽沿，浅腹，三足，锤击成型，浮雕花纹。盘内底中心凸饰回首、张口、行走状狮纹，盘沿饰花叶纹，纹饰鎏金，盘底三足已脱落，现仅存两个，均作浇铸的卷叶式。

　　8世纪中叶以后，三足盘的数量增多，多为浅腹、宽沿，且分瓣不明显，纹饰有两至三重，工艺精湛。以摩羯纹葵花形银盘、卧鹿纹葵花形银盘、蹲狮纹葵花形银盘为代表。皆宽平折沿，浅腹，三足，锤击成型，模冲纹印，平錾细部，纹饰鎏金。摩羯纹葵花形银盘，盘心为火焰状宝珠，一对摩羯绕宝珠相向回泳，外绕散点排列的六朵双联式团花。每瓣宽沿中各錾一枝阔叶折枝扁团花。三足已佚，盘沿下有一道宽4毫米的沟槽，原有镶嵌物。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动物，常出现在古代印度雕塑、绘画艺术中，在唐金银器皿上常有出现。蹲狮纹葵花形银盘盘心有一只蹲坐状狮子，周围錾刻六朵折枝团花，外有宝相仰莲瓣一圈，每瓣盘沿各饰一朵阔叶折枝扁团花。三足已佚，沿下有沟槽。除多曲多瓣形盘口外，还出现了荷叶形、海棠形等，如属9世纪的双鸾纹海棠形银盘。

　　从以上几个图例大致可以了解唐代金花银盘的发展历程。唐代经济繁荣，对外交往频繁，工匠们融会贯通，汲取外来文化的长处，将外来纹样与传统纹样融为一体，纹饰逐渐丰富，并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器物，使得金银器装饰纹样、器型及制作工艺在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