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上眼回想一下中国的人物画，映入脑子里的大多是唐宋时期绚丽多彩的工笔画《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那些迈着细步，手执纨扇的仕女，婀娜多姿的惊鸿一瞥，令后人诸多“效颦”者无不自惭形秽。

　　南宋，在那些漂漂亮亮，花枝招展，娇艳欲滴的虢国夫人、簪花仕女中，走出个线条粗放，水墨淋漓的秃头、塌鼻、叭狗眼、袒胸露肚要多丑有多丑的糟老头，还美其名曰《泼墨仙人》，真够惊世骇俗的了。这个画家准是个疯子，他就是人称“梁疯子”的梁楷。不论别人如何说他发疯，但梁楷在人物画中扩大了用笔用墨的概念，尝试着更加意象、更加概括的表现对象。这个“疯子”无可争议地成为写意人物画的开山鼻祖。

　　至元明清，意笔人物画虽也有一些好作品，但总体上来说，一马平川，不见峰峦叠起。没法，“院体画”的衰落，“文人画”的兴起，你让那些“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的苏东坡们，处理完政务，读完书、写完诗，再劳神费力地画个美女，在红袖添香后，睁大一双昏花老眼，秉烛为仕女画上双眼皮，这要求是高了点。所以像苏东坡这类的文人，只能就着批改公文的朱砂，画些“逸笔草草”的竹子。

　　山水、花鸟已能“尚意”，何必费神画人物。

　　直到近代，当国人尚不知铅笔为何物时，任伯年已用“3B”的铅笔画过素描，甚至画过裸体模特。任笔下的人物，造型严谨、准确。其后徐悲鸿、蒋兆和诸人引进西方科学的造型方法与中国的笔墨“交配”，形成素描写生法意笔人物，开“杂文品种”一代先河。

　　“一花引得万花开”，建国后，写意人物画再抵高峰，只是近期又有一马平川之感。写意人物何去何从，是坚守传统阵地，还是向西方接轨？艺术本身就没有1+1=2的统一标准，你在那边清清楚楚看的是6，我这里却明明白白是个9。每个画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情、修养来调整方向。

　　不管怎么走，写意人物画的中国特色不能丢。特色与中国画的工具——软的毛笔，不易修改的笔墨，水墨渗化的宣纸有关系。这些特点对于人物形的准确表达都是限制。什么艺术没有限制，没有难度？“煮豆燃豆箕”，大白话一样，没啥了不起。为何千古流芳？七步之内写出来，不服你试试，七步是“限制”，走路谁不会啊，人家能在钢丝上走，人家不但能在钢丝上走，人家还能在水流湍急的大峡谷的钢丝上走，那是玩的吗？有难度才有艺术，别学东坡“逸笔草草”画竹子，不但要迎着难度上，还要发掘这种难度——中国画工具的特性。“以形写神”还要写，“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用宣纸是水墨画的最终归宿。

　　水墨写意离开了水，就是离了水的鱼、离了秧的瓜。

　　古人说“以墨为形，以水为气，气行形乃活”。还有一句话我背得烂熟，“墨为黑，水为白，黑白变化无方，气韵自生”。

　　

　　■作为职业画家,在探索新的表现技法时,一定要围绕着笔墨传统的大道而发展，要做国宴的一道特色菜。脱离大道而研究新技法，可能也有观众。如同地方小吃，小吃挺好，也有特色，不然就不会有火爆京城的小吃一条街，但小吃上不了国宴。作为业余画家可以搞点地方小吃，但作为职业画家，还是去搞国宴大餐。

　　

　　■兵法讲究用奇兵，出奇方能制胜。画家也应讲究出奇笔，不奇则不能引人入胜。许多人作画，四平八稳，非无功力，病在笔不奇。

　　

　　■在竞技体育中，难度，超常的难度，是衡量优秀运动员的尺度。2.1米的高度是参加奥运会比赛跳高项目的及格线。你要达不到这个难度，对不起，不带来，想“重在参与”是不行的。在体操、跳水项目中，是有难度系数加分的。运动员除了要完美、准确地完成动作，还要看难度系数，2.0、2.5、3.0，难度越大，分值越高。2.4米没人能跳过去。谁跳过去，谁就打破了世界纪录。评判画的优劣，也应该有难度系数的加分，没有难度，人人皆行，分值就低。技巧高，技法神秘的要有难度系数的加分。难度越高，风险越大，成功率越低，越容易砸锅。难度应该是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当然不是惟一的尺度。

　　

　　■一个人渴了要喝，困了要睡，饿了要吃，这些都满足了，就闹点更高的要求，就像打滚的驴儿撒欢的马；我们的祖宗要在岩壁上乱画。这都是本能的需要，这就是艺术之源。画画又何尝不是如此？“艺术要真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翻开一本画册，你走进一个展览会，有几个作者表现的是自己魂牵梦绕的东西？我们让另一个老祖宗孔先生弄得“想说爱你不容易”。那年春节晚会上，有个小品叫《实话实说》，宋丹丹演的老婆儿喜欢赵忠祥，赵本山演的老头儿喜欢倪萍，两人为此常闹别扭，当主持人崔永元说，每人在节目里再说最后一句话时，宋丹丹问：“就一句？”崔答：“就一句！”

　　宋脱口而出：“我十分想念赵忠祥！”观众皆笑。是啊，就一句话了，自然该说那魂牵梦绕的事，如果只让你画最后一张画了，你画什么？该实话实说，该画自己想画的画，就像渴了要喝，困了要睡，饿了要吃，别死要面子活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