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源的意义上说，“写生”一词是因为美术史上的五代“工画而无师，惟写生物”的腾昌祐到宋“写生赵昌”的历史发展，而获得了在品评上的意义。此后，凡是国画临摹花果、草木、禽兽等实物的都叫写生；摹画人物肖像的则叫写真，而与之相应的有“写心”和“写意”。历史上的画家重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不言写生，可是，生活对于画家的艺术发展却有着一定的影响，即使在复古风盛行的清初，像“四王”辈的画家也经常策杖于山林，扁舟于江湖，在他们所题“临”、“摹”、“仿”、“抚”某家的画面上，依然透露出在生活中所见的山川气象。

　　写生在20世纪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现代艺术教育中完全依靠写生而获得造型基础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为了改造传统的国画，避免因为画谱的临摹而出现的陈陈相因的弊端，史无前例地通过政府的号召，让画家走出了画室。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写生运动中，画家们上山下乡，通过写生而改变了中国画面貌，表现出了时代之新的历史发展。从此，写生进入到中国画的教学之中，成为艺术教育中“民族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时至今日，“写生”已经固化成美术院校中教学的基本课程，因此，在网络上搜索关于“写生”的资料，可以得出200多万篇的结果，其中有28.1万篇“写生报告”和18.3万篇“写生总结”，有2.8万篇“安徽写生报告”，有2.1万篇“安徽写生日记”。由此，也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写生”已经和复古时代的“临摹”一样，成为一种不需要讨论的必须。

　　总结20世纪中期以来的“写生”，也是各种各样：有作为提高技法的写生；有作为收集素材的写生；有作为体验生活的写生；也有作为创作方法的写生。可是，近年来出现的作为生活标榜的写生，则反映出写生的社会意义中的另外一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倾向。为了标榜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一些机构和艺术家组织团队，作一种旅游观光式的“写生”，拍几张照片，特别是拍几张与乡民或有乡村景象背景的照片，以说明自己的艺术来源。

　　在时代的发展中，“写生”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在最近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人物画教研室和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人物工作室共同举办的“人物画教学座谈会”上，有专家提出了临摹的问题，希望通过临摹而改变当代中国画轻视笔墨的现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个问题在写生至上的年代提出，可能就更有意义。遗憾的是，虽然现实中的写生成为教学中的家常便饭，可是，写生的水准却不容乐观。实际上就写生本身而言，当代的水准和状况已经显现出严重的不足。因为绘画的乐趣和技术性追求的愿望从整体上的降低，即使是作为提高技法的写生，所提高的技术也是很有限。因为，在我们最近的历史上，有许多写生高手所创立的标高，已经被当代艺术家遥遥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