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见《吴冠中说“国画”》（2006年11月16日《老年文摘》摘自《新民晚报》，吴先生是当今大名家，影响大，故对他的一些说法，不得不辩。

　　此文不长，全录如下：

　　画家吴冠中说：“国画”一词诞生何年何月，我无研究。显然，传教士传来了西洋画，中国人看那洋画，毕竟是异种，于是乎我们传统了几千年的画法为“国画”，以示“正宗”。国画和洋画之分，本应淡化或结束于“五四”以后的大交流中。但缘于爱国、爱传统及排斥异端吧，至今仍努力与洋画划清界限，拉开距离，自尊为中国独有的“国画”，其实倒是将自己孤立成异种。世界发展迅猛，并不特别另眼看待“国画”，艺术中没有“照顾”，只有竞争，竞争是战争。而“国画”家放不下架子：“这不是国画，那不是国画”，看来国画深居在围墙里，进不了这围墙者便非“国画”。谁是“国画”的筑墙者，是聪明人？傻子？奴才？柏林墙早已被推倒，“国画”之墙非倒不可，救救墙下的孩子。“国画”特有的制作法是抄袭，美其名曰临摹，曰仿。陈陈相因，千人一面的绘画形式却延续于几千年文化的民族中，是骄傲，是悲哀！

　　近几年，也有人对“中国画”这个概念提出非议，但并没有什么能自圆其说的道理，又找不到更恰当的名词，于是又时行起“水墨”来，连青绿山水、工笔花鸟都成了“水墨”，同时却否定了中国画应有的标准，反而使画界乱上加乱。这篇“说国画”，是艺术“世界化”、“接轨论”的变相。

　　“异实莫不异名”。以不同的文化根底区别于洋画，而称“中国画”，虽不能说精确，也不见得有十分的不妥。

　　“异种”与“正宗”，并不是对等的对立概念。中国人看洋画为异种，洋人看中国画也是异种。“异种”未必不好，未必就落后（或先进），犹如人类之有黄种、白种或黑种。“异种”是说不同的系统；“正宗”与否则是一个系统内的区别，二者岂可混为一谈？与“爱国、爱传统及排斥异端”更无关涉。吴先生芥蒂太深，以致概念不伦，莫知所云。

　　吴先生的“正宗”与“异种”，症结是在画的“标准”上。

　　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物质材料等因素，造成艺术表现的差异，形成绘画“体制”的区别。“艺术”似乎已经没有也不可能有定义。但不管是否属于“艺术品”，既然已成某种类型的“实体”（即“方圆”），就会有某种“规矩”。作品的“实体”是“形式”，形式虽无定，好丑的标准却不能变。这是所谓“游戏规则”。踢足球如以手投球进门，不但不能算数，还被判为犯规，甚至罚下场去。“中国画”的表现方法，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的标准，是“笔墨”。

　　这里每“见”文化品质，讲“标准”，算不上摆“架子”。指着油画、版画说：“这不是国画，那不是国画”，于油画、版画有何损害？吴先生画了不少好画。但“好画”不一定是“好国画”。说“不是好国画”，也无损于吴先生的这些画，无损于吴先生。

　　中国人的艺术智慧，造就了写“心目界之所有”的中国画，成为世界上独特卓异的一个绘画高峰，我们后代子孙必须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必须坚持主体性，延续其精华，并且使之更宽、更高、更大（这是学术问题。不应牵扯到什么“缘于爱国、爱传统及排斥异端”。）。中国画的发展，如按照吴先生的说法，只有他自己实行的“西中结合”之路，才有前途，才是艺术；凡“划清界限、拉开距离”的就跟不上“世界迅猛发展”，就需像他这样有艺术眼光者的“另眼看待”而“照顾”为艺术；这种俨然“智者”、艺术“救世主”的样子，号召推倒“中国画”之“墙”，岂不显得狂妄、可笑！

　　“中国画”有没有“墙”？这要看如何看待。从发展的眼光看，没有墙。汉人、唐人何曾立墙？宋人元人何曾立墙？《易睽卦·象传》曰：“君子以同而异。”从“以同而异”的观点看，事物必异，或大异如“类”之不同，小异如个体，所以，“异”也可说是无形的“墙”。文化传统是无形的，又是发展的。有的人硬是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等同起来，如视“笔墨”为“笔墨程式”，而毫无道理地批判其所谓“封闭性”。有的无视事物的特殊性，如说“笔墨等于零”。传统是一条大流，它吸纳，向前，变而通，通而变，“通变”而“传”之不已；而变中有不变者在，传而能“统”。大概世界“大同”之前，汉字还将存在，统一各国语言成“世界语”，前途遥远；艺术之异，恐怕我辈乃至后十辈百辈也不清楚是否“结束”。则以今观之，如果立有“围墙”，仍是合理而现实的。但这“墙”是无形的，会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消失，如仅以笔、墨为工具，完全异化出去了。其实，吴先生的“西中结合”，也是一堵墙。我的看法，还是各自为“家”，各自治好自己的“家”，固基扩充，兴旺发达，既不硬去挤进人家的墙门，也不去推倒他家的围墙。吴先生望“中国画”之墙而欲推倒之，没有必要。

　　艺术需要“立异”。在中外大交流中，为什么“本应淡化或结束”国画和洋画之分，吴先生没有给出理由。“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中国传统所创导的“和而不同”的思想，至今仍是真理。有了各个“一元”，才成“多元”。立异是并立，是“齐放”，而不是“孤立”，不必竞争，更非你死我活。

　　吴先生说：“‘国画’的特有制作法是抄袭，美其名曰临摹，曰仿。陈陈相因、千人一面的绘画形式却延续于几千年文化的民族中”。确实，明代以来，“仿”逐渐形成一种风气，清代更盛，这种“守成”的心态应该批判（古人也早批评过，如说：“临摹工多，本资难化；笔墨悟后，格制难成”）；但所谓“制作法”如果是指“创作”法，则“仿作”因寓有个人的“性”、“能”，也非“千人一面”，还是具有欣赏的价值；而“临摹”原是保留前人精典、佳作（古人谓“移画”或“传移模写”）以及学习的一种手段，怎么可以一起说成为“‘国画’的特有制作法是抄袭”呢？何况明、清五百四十余年，一批卓有建树的画家，民国至解放后数十年，更有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作品面目一新。恕我不敬，吴先生这种违实的说法，实在是对国人的轻、诬！吴先生自己的“制作法”又有多少个人的“独创”！

　　吴先生的所谓“制作法”而且“特有”，是不能笼统套向中国人的。汉代已出现“画工”、“画师”及文人画家之分。画工、画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宫廷画家。作画谓“画”谓“图”，后来又谓之“写”（“写画”）；六朝的文人士夫提出画以“畅神”，“寄情适兴”逐渐成为作画意向的主流，直到明、清，即使苦心经营的作品，也以“写出”为贵，曰“解衣盘礴”，曰“当其落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兔起鹘落”，又曰：“忘笔墨”，都含有这层意思。“制作法”如果指作画手法，吴先生的看法也是违背中国传统中“有、而不崇尚”的史实的。严格地说，“制作法”一词更适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绘画的普遍状况。

　　吴先生一直强调“形式”，固然有积极意义。但艺术不只是“形式”的审美。西方美学家就不视“构成主义”为一流的艺术。当今，绘画“制作”成风，电影、舞蹈、音乐，以至戏曲，铺张豪华而浮薄、做作，追求“耳目之官”的愉悦，形式主义已成主要弊端。精神总是表现为形式的。陈陈相因，根源在思想。

　　吴先生是一位艺术家。创作或观念上的“偏执”，可以促成一个人的艺术个性。但唯我独是、发为普遍性的“思想”，以一己的是非为是非，难免翻为谬妄。吴先生走“西中结合”之路，是个人的自由；但每望他所谓的“中国画”之“墙”兴兵，如“笔墨等于零”和这篇说“国画”，既无合理的理由，又多偏狭、违实之言。当今中国，吴先生可说是名、价首屈一指，影响特大。古人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遂不揣冒昧，略为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