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为胜：应当说，中华民族艺术创造精神是以大器浑圆为审美境界，但长期以来所谓“士大夫阶段的闲情逸致”，确定了清奇、清真、清远之美，忽视了民族浑化、苍莽、博大、雄奇。我们策划“水墨雄风画展”，就是要提倡我们民族所需要的力量感、崇高美，您作为参展画家之一，对此有何见解？

　　崔振宽：我非常理解和赞同您策划“水墨雄风画展”的美好用心。中华民族当前正处在全面振兴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时代必然有她的“时代精神”，这就类似于“汉唐雄风”那样的精神。所以，“水墨雄风画展”应该体现出雄强博大的崇高美和苍莽雄浑的艺术特征。当然，提倡雄强的画风并不针对别的画风，我们的时代既需要雄风劲吹，也需要轻风拂面。

　　汪为胜：在强调“水墨雄风”这个主题时，笔墨的问题尤显重要。在您的作品中，有人说您的笔墨借助黄宾虹的笔墨来表现大西北深沉、悲壮与苍凉，对此您有何诠释？

　　崔振宽：我觉得黄宾虹的画“浑厚华滋”，他晚年枯笔渴墨的那些画和大西北黄土高原的自然景观有某种内在的、精神性的契合。我借鉴了黄宾虹笔墨的力度感和表现性，在画西北山水，特别是用焦墨画黄土高原时，更加强了对苍凉悲壮之美的表现。我觉得在加强题材的现实感的同时，又加强了用笔的抽象性，这样的画更富于“现代感”。

　　汪为胜：在我的印象中，您的作品也是层层积墨表现黄土高坡山岚烟雾，一片苍林，近期观看您的作品是用点、线纵横捭阖的挥洒，以干裂之意取之滋泽，以简约之意取其幽深，您是作如何思考？

　　崔振宽：中国的山水画历来就有“一遍过”和层层积墨两种不同的表现方法，这可能是代表两种不同的路子，或者体现某位画家不同阶段的风格变化，也可能是画家根据表现对象的不同或画家心境的不同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我大体上属于后者，也就是说有时以反复的积墨表现浑厚幽深、山岚烟雾；有时以点线一遍而过，以此表现苍凉的秋意或体现纵横挥洒的快感。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时是预先设想的，有时是随机应变的。不同的方法与最后的效果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时一遍过也能挥洒出好画，有时反复迭加而吃力不讨好，但当时只能是情之所至，难以自控。

　　汪为胜：是否这样理解，纷繁与简约只是凸现画家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代画论中有两个命题：一是“画为形学”，一是“画为心学”，在您的表现形式中，是特定高原地域的指向，还是情绪的模糊化？

　　崔振宽：繁与简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各有其特点，也各有其难度，画得好与不好不以繁简而论。繁和简之间也是相对而言的，并没有一个量度的界限。能做到简而不空、繁而不琐是很难的。写形与写心，是两种不同的美学追求，与繁简没有直接对应关系。黄宾虹的画有繁体、有简笔，但都是“心画”。地域特点对画家在感受自然的过程中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画家的艺术表现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是“心”，而不是所表现对象的自然之“形”。我画黄土高原有时用水墨，有时用焦墨，繁和简也会有不同，情调也会有变化，主要是由审美情绪、心境起作用的，而不是高原的地域形貌起决定作用的。

　　汪为胜：中国艺术家总有一种自觉超越意识，即极广大、尽精微，浩然与天地同流，自有无限而无限。无论是范宽的《溪山行旅》，还是董源的《潇湘图》，虽然风格迥异，却是一片江山，故中国山水画家发誓要以“咫尺论万里”，惟如此才能真正表现画的境界和生命本源。如今，年过70岁的您，我认为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于这样的理解能否认同？

　　崔振宽：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艺术的至高境界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但同时，“佛在我心中”，十几年过去了，至今仍然如此。我想，今后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