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在中国当代油画界，伴随着文化背景的巨大转换与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一种更新的制像方法与创作模式已经出现。事实上，在许多年轻的当代油画家那里，或者更多是依赖现代传媒制造的流行图像与符号获取画面中的艺术形象，或者是利用艺术与摄影、电脑的交叉融合获取画中的图像。完全可以说，他们的艺术既是图像的图像，也是对当下生存环境的积极回声。实际上，面对时代的变迁，一些年轻的中国当代油画家在赋予油画以更新的含义时，已经建立了全新的图像修辞学。就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绘画实践及图像变异转换的背景、动因、方式和意义，12月2日在上海美术馆开幕的“变异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研讨会上，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家展开了广泛讨论。

　　鲁虹（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阿莱斯·艾尔雅曾指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语言学转向”正被“图像转向”所取代。我认为体现在绘画创作上，就是图像修辞学的转向。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也不是所谓“反传统”的问题，而是文化转向的问题。可以说，它已导致视觉范式的转变。一部艺术史反复说明了一个道理，新艺术的出现总意味着世界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应该从新的文化背景去考量它、理解它，而决不能以传统的艺术与人文的标准去要求它。

　　殷双喜（中央美院《美术研究》杂志副主编）：图像自身要显示出创造性、想象力。这种创造性和想象力不仅是面对现实的直接反映和敏感度，艺术家还要有自身的艺术表达方式。很多人认为当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只要有了观念，怎么着都行，但在艺术的创造性、语言的表达上是没有限度的。西方现代艺术也有自己的专业语言和技法。创新要深化，要强调深入和质量，否则我们难以区分专业和业余。

　　马钦忠（《艺术家》杂志主编）：现在是一个图像生产的时代，而图像生产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事情。从服装设计、三维动画到制作，很多图像的翻新和创意并不比绘画弱。而艺术图像的创作要有独特性，要传达信息，这种创作并非图像形式的翻新，并非不同点子的运用。其核心是需要通过图像的创作揭示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全部信息，能看出对时代的判断。同时，如果图像的生产只是传达信息，那原作的意义就不大。

　　冯博一（策展人）：对当代艺术社会的敏锐会导致对旧有的艺术方法论的改变。重要的不在于是不是或像不像艺术，而是能否给现代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判断和思考。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今天的信息时代下的文明在艺术上产生的思考和表达方式都有所不同。当今的时代就是信息化、转瞬即逝、不断翻新、不易把握的，这个时代就会产生出利用图像的东西。自五四以来阐释中国的框架已经逐渐不适应当下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的物质愈发丰富，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也愈发自信，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反叛、质疑、反讽、颠覆在慢慢弱化，未来的艺术将更本体化、艺术化，与现实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将得到改变。这次展览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变异的图像”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吴鸿（雅昌艺术网主编）：变异可能是一个结果，变化是一个过程。谈到变化，影像是绕不过去的因素。当代的视觉经验，包括观看对象和观看方式的不同，影像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的变化也与市场化相关的创作方式有关系。以前的艺术创作多与意识形态相关，以集体方式出现，艺术家的个体消失掉了。而主题的呈现是很程序化的，不是艺术家的主体判断。在这个展览里对油画现代性有三方面的体现：一种是用传统的油画语言来表现当代的生活；第二种是油画语言的体验和心理化转换；第三种就是对油画媒材的突破。

　　谷泉（《美术观察》杂志学术推广部主任）：在当代艺术批量生产的同时，却恰恰忽略了一个事实——与这种批量生产相适应的艺术家也是靠批量生产出来的。艺术家想要进入历史，我相信这是艺术家都想追求的，而中国人向来对个体是漠视的，多是以群体形象出现，想要成为个体是很危险的。所以，怀有英雄情结的艺术家想进入历史，恰恰会被历史所抛弃。我认为能凸显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不应该只是一个个体。

　　俞可（四川美院《当代美术家》杂志执行主编）： 2005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世界100位艺术家的列表，其中日韩的艺术家都有，却没有中国的艺术家。如果单从拍卖纪录来看，中国艺术家完全能进入排名，但是为什么缺席，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中国艺术家怎样进入一个游戏规则，比如参考一些排名的指标：当年参加的重要展览、在重要的媒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市场指标，以及一些外延扩展的力度。我想我们的理论界、媒体和艺术市场还需要做很多工作，需要有对应的策略，真正找到一个对接口。

　　李磊（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的平台，是艺术家与理论家讨论、展示、交流的舞台。美术馆作为大众服务的机构，希望把艺术成功辐射到社会中去。艺术要启迪人的心灵。无论是否爱好艺术，我们都要让他们来这里感受艺术的氛围。作为美术馆从业人员，需要有社会责任意识。

　　李晓峰（上海大学教授、批评家）：从古至今，画的初衷是与驻留有关。绘画要固定下来，变成永恒，变成绝对，这是经典愿望。每个人如果有绘画的道德感都会有经典的愿望。画的特性就是其幻化性，再逼真再具象也是假象。无疑，今天的时代有大量虚幻的、变异的，甚至是迷幻的图像。幻化并不缺失，缺失的是如何驻留下来。

　　冀少峰（《当代学院艺术》主编）：艺术家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应该解决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谁能进入艺术史？谁来书写艺术史？怎么书写艺术史？有些艺术家能够进入其中，而有些艺术家的作品还存在问题。艺术家要有责任感，在创作中还应更多地要体现人文关怀。

　　漆澜（《艺术当代》杂志编辑）：价值判断属于每个艺术家的个人选择，尤其在现当代的环境中，都有合理的一面。我们现在80%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走向何处。当代艺术最关键的还是要体现深刻的人文关怀。尽管三十而立，然而对艺术界上世纪70年代的人来说，我们的成熟期远远未到。

　　付晓东（鲁迅美院《美苑》编辑）：我觉得今天的发言一共涉及了三个问题，我用三只眼睛来表述。首先，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场或现实是一个市场之眼；其次是学术的眼光；再次，来自内在之眼的评判标准的零散的苗头已经出现，但还没有理论框架和系统，完全是感性化的，而我们批评界和理论界需要开始关注这样一些新的工作。

　　徐可（《艺术当代》杂志编辑）：展览定名为“变异的图像”，我认为“变异”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在创作方法上的变异；第二是在反映的社会内容上的变异。另外，变异的图像的背景是科技对人们生活与思维方式的影响。科技的发展大致有两个方向，即简单化和尖端化。简单体现在越来越方便、人性化的设计让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另一方面，那些尖端的技术则改变了我们的观看和思维方式，让我们的认知方式不断深入和扩大，有可能进入到一个微观的、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不断进入的过程中，微观的东西被放大，许多问题也就凸显出来。这种方式也使得一些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和反映出的问题意识与这个社会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研讨会内容略作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