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史国良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不向世俗低头，也不对世俗听之任之，孤身向假画宣战，尽管饱受风言风语。最终“史国良假画案”得到了一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某拍卖公司将以登报道歉作为这一诉讼的句号。按理说，史国良的心中不平与几个月的努力会得到安慰，社会也会因正义得到伸张而感到振奋。可是，实际的结果不仅让史国良难以接受，看客也会感到莫名其妙。如果将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细细咀嚼，“史国良假画案”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得打假”的生动教材。

　　今年７月，史国良发现某拍卖公司的“2006年夏季中国书画精品拍卖会”中三幅署名为“史国良”的作品有两幅是伪作，随即向该公司说明情况，请求撤拍。但8月20日的拍卖会上仍出现了这两幅伪作，并被拍卖。史国良认为拍卖公司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经协商未果而起诉至法院。此案第一次庭审的焦点集中在所拍卖的两幅画到底是不是假画上。史国良列举了自认为能够辨识自己画作的中央美院、北京画院等多家具有权威性的美术机构作为鉴定机构，以鉴定这两幅画的真伪。可是，法院认为上述机构的鉴定结果不能作为司法依据。如果要鉴定，应该去版权中心、笔迹鉴定中心等单位。这就很奇怪了，如果版权中心、笔迹鉴定中心能够鉴定书画作品的真伪，那2005年新成立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是干什么用的？反过来说，根据法院的现行运作，现实中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实际上是不具有法律效用的，是法院所不承认的。然而，具有戏剧效果的是，法院所提出来的几家机构又都不愿对画作进行鉴定。如此，有能力又可以鉴定的机构不具有法律效力，有法律效力的机构又不愿意鉴定，这如何办？更为离奇的是，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拍卖公司把原本是证据之一的涉案画作退还给了卖家。虽然史国良提出了异议，法院的解释却是，由于这是非刑事案件的民事案件，所以，法院无权要求拍卖公司保留画作。这也就是说，即使法院认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机构愿意鉴定，也是无画可鉴。那还打什么官司？那还谈什么真伪？这是史国良始初没有想到的。

　　因此，不管史国良愿意不愿意，其结果只能是调解。虽然调解的结果要求拍卖公司登报道歉，但致歉声明中并未承认那两幅作品是假画，只是说史国良认定其为假画，而道歉的原因，是因为拍卖公司的拍卖行为给史国良先生造成不良影响。如果站在拍卖公司的立场来看，没有真假的问题，何以对史国良“造成不良影响”，那又为何要道歉？

　　史国良的以身试法，为无数受到假画之害的画家们上了一课。客观来说，法院是只管案件审理，不管假画之害的。现实中的审判，非但没有为打击猖獗的造假提供法律的支持，相反，法律的空隙却为造假、卖假提供了一种合乎法律的保护，由此，人们就能够理解许多画家对于假画的听之任之了。因此，这种无奈又催生了现实中的另一怪胎——最近，一拍卖公司将“笔会”开到了拍卖现场——在保真的旗帜下，现画现卖则成了今古、中外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