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除以上所述，对“中国画”称谓持有异议主张另起名目者，还有一个似乎是更为充分的理由，这便是中国画的称谓语义不清，推广困难，不能走向世界。如《宣画替代中国画》一文的作者便凿凿而言：“长期以来，‘中国画’一直未能摆脱华人为主的怪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教学推广困难，外国人在全面理解接受上难度很大。宣画的定义，将打破专门中国人绘画的格局，将使其成为国际上两大画种之一。”“真正实现中国民族艺术的世界化。”而吴冠中先生更是大声疾呼“‘国画’之墙非推倒不可。”在这些观点中，无疑包含着太多的错误（有些是很低级的错误），原本无须予以置评，但作为一种后殖民化思潮的极端代表，这段文字中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却值得重视。这些问题是：一、中国画为什么要走向世界？二、改变“中国画”的称谓是否真的就能走向世界？三、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画的前途和命运？以下分而述之。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中国画走向世界，或曰中国画与世界接轨，取得国际身份，是近20年来颇为流行的一种艺术思潮。其立论的依据是由于科学的发达，交通、通讯的便捷，世界正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各个国家之间和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一种艺术形式不能走向世界，或换言之，不能为世界所接受，则必然会边缘化，甚至会被时代所淘汰。应该说，作为一种关心中国画的前途和命运，希望中国画扩大传播和影响，取得较高国际地位的良好愿望，以上这种艺术思潮的主观动机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是一个空间概念，指的是地域范围，就该命题所特定的语境来看，所谓“世界”，其实是指的国外，尤其是欧美等西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所谓“走向世界”，其实也就是走向欧美等西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样就势必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力量强大，其文化也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作为包括中国画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若心心念念地以“走向世界”，获得西方文化的接受与认可为追求的目标，就难免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价值观念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和判断事物，放弃自身的话语权，向西方艺术的美学趣味、品评标准、游戏规则俯首称臣。这无疑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仅不利于中国画的生存和发展，妨碍了中国画的自我确证，而且也破坏了世界文化中的最为宝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篇幅所限，此处不作展开）。因此，尽管中国画要与时俱进，不断加强与包括西方艺术在内的世界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双向交流，然而若仅仅为了所谓的“走向世界”便放弃“中国画”的称谓，则显然是削足适履，本末倒置，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

　　其次，认为改换“中国画”的称谓就能“走向世界”，就能为以欧美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的所谓“世界文化”所接受，成为所谓“世界化”和“国际化”的“两大画种”之一，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甚至是一厢情愿的。前文已述，“中国画”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的，甚至那些反对中国画称谓者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之所以对此表示质疑，只不过是故装糊涂而已。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画”的称谓，仅以国度而冠名，但实际上却是以传统的民族文化畛域作为其立足基石的。这一点，不论是从中国画发展的历史上，还是从中国画现实的情状上，皆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与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艺术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对于这种区别，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附录《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中曾作过言简意骇的论述：“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哲理重精神，科学重物质。重精神者，以文化内涵见长，故而中国画既一方面与诗文结盟，又另一方面与书法联姻；重物质者，以视觉效果取胜，故而西方绘画或一味具象，或一味抽象，多在造型和色彩上做文章。虽然时至今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论是中国画还是西方绘画皆出现了重大的体格嬗变，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态势，然而其内在本质上的差异，却依然是客观存在的。而因为包括中国画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而言，属于弱势文化，或者说是被看作为非主流文化。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对于前者而言是顺差，对于后者而言是逆差，因此，仅凭改变“中国画”的称谓，便想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变弱为强，取得主流地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除非放弃自己的种姓原则和文化身份。而不少对“中国画”称谓表示不满，提出改名动议者也正是这样做的。如一些观念“前卫”的“现代水墨”画家，企图以保留媒介，变革语言为旗帜，来换取西方主流文化的接受与认可，但实际上却放弃了中国画所最为重要文化种姓和艺术本质——诗意化追求和书法性原则，其结果是模糊了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差异性，使得自己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某种西方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话语特征。然而即使如此，这些所谓的“现代水墨”作品，其生存空间和影响所及仍然是极其有限的，离他们所预期的所谓“走向世界”，获得所谓“世界化”和“国际化”的身份，仍然遥遥无期。

　　最后，对于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画的前途和命运，我们更应该进行认真地分析。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生活与文化艺术是不可等同的，经济生活可以量化、可以规范，而文化艺术（包括创造和审美）却是不可量化，不可规范的。对于文化艺术的衡量带有很大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域和民族差别而异的主观性。正是这种主观性，为世界文化艺术的不同风格、不同样式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充分的发展可能。事实证明，世界的文化艺术从来都是多元的，五光十色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既在某些方面有着相同相通之处，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又具有不可通约性，甚至不妨可以这样说，人类文化艺术的生命活力和它的最重要的欣赏之点，就在于它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因此，对中国画的前途和命运过于悲观，妄自菲薄，认为中国画会被西方文化艺术“同化”掉，“边缘化”的担忧是大可不必的。第二、坚持中国画的种姓原则，不等于夜郎自大、不求进取和自我封闭，而是应该同时注意对异域文化和现代艺术（包括理念和技法）的吸收与借鉴。或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扩张，维护民族艺术的尊严，就排斥对现代化的追求，对文化艺术不断发展和更新的想往。事实上，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尊重和维护民族艺术的良好愿望，有时常常会与本位主义的保守性，民族情绪的排他性纠缠在一起，使人一时很难分辨。实际上，狭隘的民族情绪所表现出来的“自尊”，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自卑”。它和妄自菲薄，心心念念要与“世界接轨”的“后殖民”心态一样，也是“全球化”的产物，也同样对民族艺术的价值不能作出合理的定位，也同样低估了中国画的巨大包容性和选择、吸收、消化功能。因此，我们对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画的前途和命运，应该持两点论，而不能持一点论，即一方面我们不必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来势汹汹而惊惶失措，对中国画的未来悲观失望，放弃自己的主体立场和种姓原则；而另一方面又要积极进取，摒弃狭隘保守的因循守旧和自我封闭，不断推进包括与异域文化双向交流在内的现代转型。也许惟有如此，才能使中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拥有一个无愧于历史的美好前程。

　　

　　五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围绕中国画称谓所引发的诸多困扰，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至此，我们似可得出如下认识：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中国画”的确不是十分严谨缜密的概念，长期以来人们对其众说纷纭，聚讼不止，即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应该承认，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中国画”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因为“中国画”有着较为稳定的内涵和外延。这些内涵和外延不但早已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而且也为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所接受；而反观那些被提出来作“中国画”替代物的称谓，则不仅不能体现那些内涵和外延，而且还会伤及中国画的种姓原则，制造出新的更大的混乱。故而与其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还不如暂时维持现状，多做实事，少发空论，多研究问题，少玩弄概念，这样也许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更有好处。事实上，凡通则中皆有别例，因此若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称谓都是有缺陷的；若吹毛求疵，深文周纳，任何概念都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故而，我们对于“中国画”的称谓不妨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作较为宽泛的理解，而不必为此产生过多的困扰。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在当下的画坛上，有时常常会出现“水墨画”与“中国画”两种称谓同时使用，混淆不清的情况。实际上这两称谓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前者主要立足于媒材，而对于精神性的文化内涵并不太在意，相反，对西方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观念和手法更有兴趣；而后者则除了媒材之外，更强调精神性的文化内涵，因此二者是有着本质不同的。也许将“水墨画”从“中国画”中分流出来，使之独立成科，旗鼓各振，不失为当下画坛的一种明智选择。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