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多诗客唱风骚，

　　重会半山韵自高。

　　日落钟阜紫气合，

　　月涌江艇暮云消。

　　英才永恨百年隔，

　　长策每囿一箭遥。

　　信此刘郎非叹赏，

　　如虹剑气尺八萧。

　　

　　中国的北宋时期，真正是一个文人的时代。文人治军，被范宗淹做得很成功，至今在延安宝塔山下，可以看到赞颂龙头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刻石；文人治政，不论是欧阳修、晏殊、司马光、王安石，全是由科举功名而仕途，大不同于大唐盛世的勋戚当国。王安石的特异独出，似乎要超越历史的惯性，为中国社会开拓一条富国强兵的新路。这辉光一闪，竟使八百年之后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感觉着兴奋。至于苏东坡，则真正是中国文化浸润出来的一个集大成的尤物。苏氏虽然也曾历守名郡、入直翰林，甚至位列侍郎、尚书之俦，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议者”，略同后世英吉利之罗素和吾国之胡适、傅斯年。

　　欧阳修曾写《朋党论》，针砭北宋开国后不久便漫衍着的那种党同伐异的积习及以人事兴替掩盖是非幽微的情状。王安石当政，初衷是不错，却用了一批小人。司马光复相之后，论功行赏，首先要拔擢的就是因反对王安石而罹殃，且又具有政治才干的苏东坡。苏东坡本来可以不吭不哈便轻易地当上参知政事，执宰秉国也是可待之事。但是，在这命运的节骨眼上，苏东坡表现出来的不是利禄之心，甚至没有一点世故之心，而是执着地表现出了他的“知识分子气”。他在王安石墙倒众人推之际，不合时宜地和司马光抬杠：“士大夫奢言新法之坏，又安知非新法之大害邪!”苏东坡的精神贯注到对历史的洞察，他最害怕见到政治施为上的“翻烧饼”。

　　读《半山唱合》，我得着的愉快，是因为刘正成对熙宁故事的理解大大超越了一般中国文化人心目中那变相的苏东坡。苏东坡，难道就是那个酣醉高卧、挟妓载酒、出口成章、投袂欲仙的风流才子，或者是“谪仙人”的再世么？苏东坡的心灵承载着中国历史的重负，他早已参透了历史的无可奈何，他的世界观中有不少虚无的东西，他对黄老、庄周的体会使他那短檐高帽之间氤氲着仙风道骨，他的足履又坚实地踏着人间的厚土。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说他：“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政治上老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他始终卷在政治旋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他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就因为这样，今天的读者才欣赏他的作品，佩服他把心智用在事件过程中，最先也最后保留替自己说话的权利。”我曾在游历四川时接触过刘正成的几位旧时友人，我知道刘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期间，正在一个纺织厂里当工人，也像当时的很多“才子”一样，经常参与撰写“大批判”文章，以此获得一些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刘正成潜研古籍之中，获得了自己的历史见解，他正是在苏东坡被无知地砥毁的时期理解了苏东坡，也走入了浩瀚的中国文化。他决不是以附庸风雅为标榜，而是日益清晰地把握着自己的文化体会。顾廷龙先生在谈到刘正成为《中国书法全集》所撰《苏东坡书法评传》时曾大加赞赏，谓其为“文学和学术的完美结合”。其实，这正是刘正成以20多年的濡染理解发而为文章。

　　“难道世人对同样一种东西就愿意这样永远不厌其烦地重复它，难道世人所渴望得到的东西就果真尽属虚幻吗，难道就没有一点实现了的东西能为世人所欣慰”这是《半山唱合》中刘正成借王安石临终而发千古浩叹，所幸有一个幽灵般的对手苏东坡理解了他。刘正成把这理解给我们看。这历史的画面使人又怅惜，又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