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鸡，《美术报》也属鸡。这当然只是巧合，但一想到我们拥有共同的本命年，在一段时间里曾结伴同行，这巧合便让人觉得颇有意思。

　　1993年《美术报》问世时，我还在老家市级机关工作。说实话，虽然我曾有过担任市委机关报总编的经历，也喜欢写作，算个文人，但纵然让我对自己的前程作出一百种预测，也不会想到从事《美术报》的编辑工作。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3年后成为《美术报》的一员，我不但从未看到过《美术报》，而且压根儿就未曾听说过这份报纸。何况，我没有学过美术，对美术也并无特别的爱好。我对这份在我36岁本命年诞生的同生肖小兄弟一无所知，我们各自行进在两条互不搭界的线路上，几乎没有交叉、重合的可能。

　　然而，命运就有这么奇怪，它其实早在冥冥之中就作好安排，后来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美术报》怎么竟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而且，一呆就是10个年头。

　　10年，500多期报纸，一大摞合订本。叠在书架上，默默注视着，想到自己的10年生命倾注其中，就会莫名地产生一种成就感。青春不再，白发满头。原先喝酒如同饮水，豪气干云；而今却喜以茶当酒，于宁静平淡中品尝悠悠滋味。个中甘苦，寸心自知，纵有许多感慨，却欲说还休。

　　有一次参加一个聚餐，同桌一位初次见面的先生喜欢相面，端详了我一会儿，得出结论：“你看似洒脱，其实很劳心。”我听了淡然一笑，说：“属鸡的么，土里扒食，凌晨啼鸣，怎能不劳心呢！”内心里则激起几分感慨的涟漪，甚至溅起几分感动的浪花。但片刻之后，又复归平静了。现在办报，特别是已经完全推向市场的专业报，不但要办好报纸，更要搞好经营，连晚上睡觉也要想到如何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保证超额完成上缴利润指标。因而，自从任职《美术报》的那一天起，我便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全新的工作中，甚至连兴趣爱好也改变了，基本上不再看我原先喜欢的文学书籍，基本上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一部已经写了20多万字且已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停便是10年，而且很可能就此半途而废，因为当初的创作激情已经渐消渐淡，当初写的官场腐败题材也已被不少人写厌写滥。当然，我仍在看书，只不过主要看书画艺术书籍，且主要看古籍；我仍在写作，就像虽然人们有了自鸣钟，雄鸡们仍然不忘啼叫一样。只不过以写办报所需的文章为主，比如，写书画评论，写翰墨杂感，写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词”，等等。除了为《美术报》填版面，还要应约为兄弟报刊写一些文字。其情景，果然是“鸡鸣不已”，怎一个“劳心”了得。

　　在报纸上发的文章，大多是即景、即兴式的，属于快餐食品，难以长期保存，我的文章，更属“速朽”之列，所以，我并没有将它们集中出版的意图。我倒是准备了一些选题，如风雅画室系列、翰林杂记系列、艺苑折枝系列等，准备长期积累，条件成熟时再分别出版。但那是一个长远计划。况且，说实话，现在出书，也是一件尴尬事。出版社需要的是市场看好的书，他们感兴趣的是明星、美女、新新人类们写的有望走红的出版物，要不就是有权的官员、有钱的老板为了附庸风雅，或者虽然无权无钱但为了圆梦的文人们掏钱自费出书。正因为如此，图书市场虽然红火，书店里的书籍虽然琳琅满目，但真正有价值的书却不多，连一些原本值得买的古典图书，经过书商用所谓现代、时尚的装潢一包装，收藏保存价值也大打折扣了。曾有出版社给我出过几本书，每次去书店，总要看一看书架上还在否？没有了，难免有一丝遗憾，如还在，又担心是否变成滞销品。我自忖自己的文章，虽不至于粗制滥造，惨不忍睹，但也难以有很广的读者面，难以给出版社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出书凑热闹，何苦呢？

　　在乙酉年，我曾打算出版一本《乙酉杂稿》。起缘是和王冬龄老师一次聊天。王冬龄老师也属鸡，长我一肖。我一调到杭州，就和他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后来我到中国美院参加书法研究生课程班学习，他是我的导师，两人的关系自然更进一层，可谓无话不谈，情谊在师友之间。那天在西子国宾馆参加一个聚会后，他提议：“如此良辰美景，何不到湖边走走？”两人便在西湖畔一边散步，一边闲聊。谈到本命年，他说：“你喟叹从36岁到48岁一晃而过，实际上，从48岁到60岁更是稍纵即逝。人在本命年，特别容易感受到时光的飞逝，因而，在本命年，更要多做一些事情。”对他的话，我深以为然。如果12年是一个人生周期，对我而言，下一个12年至关重要，这一辈子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关键取决于48岁到60岁这一阶段。我必须有所取舍，认准一两件事情，踏踏实实，尽力而为，做到问心无愧，不留下遗憾。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对目前的事情做一些整理，包括对已经发表、或已经完稿即将发表的文章做一个小结。

　　特别是在乙酉之夏，我的工作岗位突然有了变动，不再担任《美术报》总编辑职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小结”对我而言便更有了一种特殊的意味。因为，这些文章大部分是为《美术报》而写的，不少杂感、评论甚至是在签大样时为了版面需要急就的，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这些年我随着《美术报》走过的足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集子是我送给《美术报》的礼物，更是《美术报》给我的馈赠。没有《美术报》，我不可能去写这一类文章，也不可能在美术评论和书法艺术上稍有长进。我从内心感到，能够在《美术报》工作，能够达情适意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把个人的兴趣和所从事的职业有机结合起来，在完成公务的同时留下个人事业的记录，实在是一种造化，一种幸福。过去的10年，就人生历程而言，是最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期，一晃而过，让人顿生白驹过隙的浩叹，留下这些文字，也可顾影自怜、敝帚自珍地稍加自我安慰：我并未虚度光阴。

　　然而，乙酉年过去了，我并未将《乙酉杂稿》的出版付诸实施。主要原因，一则是懒得出书，更主要的是卸任一身轻，终于闲了下来，有了大量空余时间可以读书、临帖、写作，便将兴趣都用到新的读书、临帖、写作计划之中，而将出集子的事情扔到了一边。毕竟，新的学习、新的创造要比收拾陈年烂芝麻有吸引力得多。

　　比如，在那段日子，我取出王伯敏老先生赠送给我的由他担纲主编的厚厚三大册《书学集成》，认真通读了两遍，并做了3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我对这些笔记颇为自得，因为他们都是在心境非常宁静平和的情况下写成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在写的时候甚至没有想到要公之于世。如果要有什么想法的话，我只愿在多少年之后，当另一位书画史论老先生在重编《书学集成》时，能将这些笔记收录其中，我颇自负地认为应该收入，否则便是书学的缺憾。如此则五十盛年“赋闲”，也算是闲得其所。

　　因为是在平闲中读书写作，就信笔为自己取了一个“平闲堂”的斋号，现实中并无这样一座“堂”。新取斋号的另一个理由是，我原先的斋号曰“观江湖楼”，源于我原先的办公室在二十层楼居中，左可观钱塘江，右可观西湖，由此而延伸出种种人生感慨，遂名之。妻子当时曾提出异议，她说：此楼又不是你的，怎能以暂容之地取斋名？待到免职后搬出，才不得不佩服妻子比我有见识得多。好在原先尽管有不少书画名家为我题写了“观江湖楼”，但一件也没有悬挂过，否则，“摘匾”之际难免会尴尬，乃至于伤神伤情的。于是想到，即使是自家的房子也终究只是暂寓之地，文人的厅堂馆阁，还是“造”在纸上最为妥当。

　　于是，便在纸上凭空地“造”了一座“平闲堂”。在做书学笔记时，随手遍按上了“平闲堂”作为标题。每一段议论之前，都如同“子曰”一般加上“平闲堂云”。在将《平闲堂书学咀华》交给《书法》杂志去发表时，突然想到，总该给“平闲堂”作一个小小的说明，否则，别人谁知道“平闲堂”为何物？于是信手为《平闲堂书学咀华》写下了一则“小序”，曰：“五十岁赋闲，远离名利场，于落寞中悟出平常、平静、平淡、平心、平和亦不失人生真谛，能够得一平字，方能得闲雅、闲适真趣。而闲雅、闲适，乃文人本色。上帝予我以平闲，非弃也，厚爱也。遂以‘平闲堂’颜吾居。晨昏之际，品清茶，临古帖，读书论，日与古人晤对，其快何及。偶有所感，即作记录。语意浅陋，自娱而已。竟敢献芹者，唯愿借此以告知我爱我之师友：平闲者自有平闲之致在焉，岂有他哉！”

　　原先，是准备做一篇《平闲堂记》的，就像曾经做过一篇《观江湖楼记》一样，后来发觉，那段话，已经把想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再做已属多余。

　　感谢《书法》杂志胡传海先生，他在连载《平闲堂书学咀华》时，一字不漏地刊出了这段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闲话”。有了这段话，我的子虚乌有的“平闲堂”便算是向世人亮出了“牌子”。从今而后，我便将以平闲堂主人自居了。

　　平闲堂，是我“赋闲”之后做一个纯粹文人的标志。所谓标志，至少意味着我将换一种工作方式、生存方式，以及创作方式，也就是说开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人生。

　　人生如寄，本来就是匆匆过客。在某一个单位、某一个位置不管待多长时间，都只是暂寄而已。“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这首优美的抒情诗，表达的岂止洒脱而已，实则蕴涵着沉甸甸的哲理。人生在世，几十年弹指一挥，最后能带走什么呢？

　　我本来就不是书画圈中人，与书画圈的缘分，实则上在乙酉之夏已经告一段落了。虽然仍在《美术报》工作，但也就只是“工作”而已，心灵深处淡出书画圈也自在情理之中。我今后的主要精力，可能将“重续”10年前的“旧缘”，补做一些曾经耽误和荒废的事情，包括把那部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写完。以后，我将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关注书画领域。作为匆匆过客，我已经走过了这一段路程，回首也罢，不回首也罢，就此作罢。或许，我偶而还会写一些书画方面的文章，但是不必为了工作，为了填充版面而写作，也不必碍于书画家朋友的面子而写作。即使写，也完全是出于自身兴趣爱好而已，那样，心灵将是自由的而愉悦的。从内心来说，我更希望做一个纯粹的文人。

　　所以，在丙戌年将要过去的时候，我终于决定，将以往写的一些书画方面的文章汇聚在一起，为一段过去的日子做一个纪念。借此机会，对在过去的日子里曾经关心、支持我的工作的书画界朋友表示感谢，特别是对我“赋闲”之后依然关心、支持如故的书画界朋友深表谢忱。

　　“老夫年已半百”，我已不再年轻。在接下去的岁月里，我也许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写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做一个纯粹的文人，做一个纯粹的人。

　　王冬龄老师认真地告诫我：“你就认准两件事，一是写作，一是草书，这是你的特长所在，目不旁骛，持之以恒，必有所成。”

　　王冬龄老师的话，让我引为知己，让我热血鼎沸，不敢稍有懈怠。

　　不管如何，既然生来属鸡，就以鸡自许，努力啼鸣吧。这并非定数，而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