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派书法的兴起以篆、隶为先导，其中隶书的创作是以汉碑隶书为取法对象，将汉碑隶书那种古拙的审美风格与自然风化形成的残缺之美巧妙地结合起来，完全摆脱了唐宋隶书书写的范式。近代的隶书创作也无不直接继承清代碑派隶书的创作模式，尤其碑派书法家完全摆脱帖学的影响，重建书法语言体系的创新方法和勇气影响着当代人的书法创作，以开放的眼光继续拓展书法的取法范围，进一步将出土的古代所有字迹作为书法创作的资源，在隶书的取法上将注意力转向简牍帛书，而且“草化”隶书成为一种流行，逐渐放弃了碑派隶书以汉碑隶书为主要取法对象的做法，汉碑隶书逐渐被冷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当代还缺少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而认清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有利于深层次地分析当前隶书发展中的优势和不足，本文针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

　　笔者认为汉碑隶书在当代冷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碑派隶书所形成的高度后人很难超越，后人在前辈大师强大的影响下极易处在影响的极度焦虑中，避开向汉碑隶书的取法，也是后人摆脱前辈大师“影响的焦虑”①的首选办法。

　　从魏晋至清前期，一直是以追求典雅、讲究内在气质的魏晋帖学为取法标准，魏晋书法成为后人品评书法的标准和依据，因此帖派书法在取法的时间上不会超过魏晋，故而隶书也是以钟传碑版隶书为取法对象，可是钟传碑版隶书在用笔和风格上已经失去了两汉隶书的特点。隶书在帖学占统治地位的千年之间始终处于低谷，而清人在隶书取法上超越魏晋而直接转向汉碑隶书，隶书才得以复兴。清人在取法汉碑隶书时，不但深刻地领会了汉碑隶书的精神风貌，而且开创性地将自然风化所形成的残缺之美与用笔、用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古朴浑厚、气势雄壮的金石之气。随着碑派书法的发展和完善，碑派书法取得了与帖学相提并论的地位，形成了中国书法的两大分支。在隶书创作上出现了一大批大师，如郑簠、金农、伊秉绶、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还有朱彝尊、俞樾、陈鸿寿、杨岘、吴大徵、徐三庚等大家，真是名家迭出，蔚为大观。他们都是以汉碑隶书为取法对象。郑簠“初学隶，是学闽中宋比玉，见其奇而悦之，学二十年日就支离，去古渐远，深悔从前不术复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沉酣三十余年，溯流究源，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超奇怪之妙” ②。金农早年学郑簠，后学师法汉碑，自谓“石文自五凤刻石，下于汉唐八分之流别，心摹手追……”③，称“华山片石是吾师”④，中年后又取法《天发神谶碑》。邓石如隶书取法《史晨前后碑》，融合《华山碑》、《张迁》等汉代名碑。伊秉绶 “遥接汉隶真传”⑤，以《张迁碑》为骨架，参以《开通褒斜道刻石》、《裴苓记功碑》等碑。何绍基广临《张迁碑》、《衡方碑》、《乙瑛碑》、《礼器碑》、《石门颂》等汉代名碑，几年如一日。赵之谦取法《张迁碑》等碑。吴昌硕隶书师《级三公山碑》，又加入了临写《石鼓文》的经验。这些大师都从汉碑入手，深得汉碑之精髓，入古出新，将各自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创造了一座座高峰。当代人如果依承清人隶书创作的范式，必然滑向清人隶书创作的窠臼，很容易步前人后尘，面对清代碑派隶书大师的伟大成就，后人在他们强大力量的影响下会逐渐失去创新的能力和勇气，所以今人会尽量避开清人的影响，另找出路。这是汉碑隶书被冷落的一个原因 。

　　二是古代字迹的大量出土，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资源，扩大了书法的取法范围，为今人隶书的取法和创新提供了更加宽广的选择余地。

　　二十世纪以后，大量带有字迹的文物出土，如甲骨文、简牍、帛书等，他们的发现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学术史等领域。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资源，并影响着书法的发展。今人以书法的眼光去审视和利用这些书法资源，引发了今人对古代书法本文的重新阐释，不仅从创作上进行了实践，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是继清代碑派书法以后又一次对书法取法范围的拓展，对书法历史谱系的丰富。落实到隶书创作上，简牍、帛书及其他字迹发现的数量大、范围广，几乎涵盖了整个隶变的过程，为后人隶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尤其汉简的发现让我们看到汉代隶书的真实写法，有力地弥补了汉碑隶书缺乏书写不足的问题，也让我们体味到汉隶更加原汁的风味。而这一丰富的书法资源只属于当代，未被前人所开发和利用，创作上一旦成功便是独一无二的，有筚路蓝缕之功，这块亟待开发的书法宝藏对当代人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为今人舍弃汉碑隶书而另有所依存。所以当代隶书创作的取法转向汉简是历史赋予的机会，必然会削弱隶书创作只向汉碑隶书取法的主导地位。

　　三是碑派书法逐渐降温，帖派书法逐渐回温，时风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隶书创作的审美取向。

　　当我们全面考察碑派书法的发展时，发现碑派书法自身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清末的碑派书法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创作实践上便在帖派书法中寻求帮助，近代开始碑帖调和，其结果是在行、草书的创作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碑派书法主导地位已经开始让位于帖派书法。尤其在九十年代，一批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书法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在书法创作中碑帖互补，弱化碑帖的边界，成为一个时代书法创作的主流方向。形成了整合的创新理念，不但完全解决了碑帖的地位之争，从而形成了经典碑帖和“民间书法”并重的取法范围。尤其当今对“民间书法”的研究，将书法的取法范围拓展到出土的所有字迹，一大批人从“民间书法”中吸取创作源泉和灵感，这是对古代书法资源的又一次开发。另一方面，由于书法生态环境的改变，书法的主要展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展厅成为书法展示的主要方式，当代书法的发展是围绕展览而展开的，展览左右和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审美取向和发展趋向。而展览会不仅是展示方式的改变，也是书法生态环境改变的表现，展览会成为当代书法家的难以割舍的竞技场。展览会参加者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展厅悬挂的作品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不论评选还是欣赏，停留在每件作品上的平均时间就几秒钟，所以迫使书法家为了最佳视觉效果而苦心塑造自己作品的形式与视觉冲击力，在“巧”和“奇”上下工夫，以追求“趣味”为时尚，所以碑派书法那种以气势为主的视觉效果反而不符合当代的审美趣味，即使一些向碑派书法取法的人在创作实践中并没有强化碑派的大气，而是转向重视视觉效果和趣味表现上。目前，书法创作由重视视觉效果而转向更加注重技法的“巧”和“趣味”的追求上，汉碑隶书被冷落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当代隶书在取法上不再仅仅依靠于汉碑隶书，而是包括了汉碑、简牍、帛书，甚至包括出土的古代所有字迹，在用笔上采用整合的方法，将篆、楷、行、草的笔法运用到隶书中，有意地弱化金石气，强化书卷气，尤其隶书“草化”更成为一种时尚，成为当前隶书创作的流行风。但冷静地分析当代的隶书创作现状时，发现隶书创作处于从碑派书法产生以来的最低谷，很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用笔的程式化，内涵的浮浅化，更严重的是隶味的逐渐消失。在当今的隶书创作中，被普遍公认的大家还没有。有些人把目前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于对汉碑隶书的冷落上。其实不然，将简牍帛书以及出土的古代所有字迹都成为隶书取法学习的对象，应该更加有利于当代隶书的发展，使隶书的取法范围更加广阔，资源更加丰富，更加有利于隶书的创作，但是为什么当代的隶书创作反而处于低谷呢？

　　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书法家向古代书法资源取法时，对取法资源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吸收一些形式和技法方面的东西。考察清代碑派隶书大家时就会发现，清代隶书大家对取法对象都有深入的研究。像郑簠自康熙初北上山东、河北寻访摹拓汉碑30多年，对汉碑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临习。金农一生南来北往，云游四方，广搜金石碑版，一生笃好金石碑版的鉴赏。邓石如经梁巘的介绍，寓居南京梅氏家博览三代、周秦、汉魏金石，用几年时间各临《史晨》、《华山》、《张迁》、《校官》等名碑50本。何绍基从24岁开始搜集金石碑刻，是清代负有声名的金石学家。赵之谦对金石之学笃好至深，与胡澍、沈树镛、魏均普四人聚京师“四人人皆痴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⑥，正是他们对汉碑隶书的深入研究和长期反复的临习，穷尽毕生精力，才能入古出新，形成各自鲜明的书风。当代隶书创作无不受简牍帛书的影响，而简牍帛书从艺术的角度考察，大部分只能看作是书法资源，不能作为直接临摹的范本，要从中吸收艺术的营养，必须进行艺术提炼，才能应用到书法创作实践上，方能化腐朽为神奇，更加需要书法家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反之，就无法吸收这些资源所含的营养精华，只能流于对其形式和技法的简单模仿。另一方面是当今的书法家的价值观决定了在追逐名利中难以进行溯本求源、潜心于原创性的创新。在书法创作中如将古人为比较对象，才能真正体现出艺无止境。而今人是与今人比，是在展览上入选、获奖或取得书法组织中的职位是成功的标志，入选获奖或者身居书协组织的高位确实能一鸣天下知，成为明星，从而成为天下学习、模仿的对象。或者成为评委，或成为某种书风模式的带头人，将会名利双收。但是快速制造的明星书法家与当代的影视明星一样，需要不断在媒体中亮相，不停地进行包装炒作，反之就会被新明星的光辉所淹没，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练“内功”，造成了“成名”容易“成功”难现象。当今的社会又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并且书法家的职业化还在困境中，尤其书法市场的不健全，书法消费存在的只看名头的现象，严重地影响着大部分书法家的创作状态和动机。所以在当代隶书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向明星和评委学习，更容易出名和引起大众眼球的关注，没有必要忍受入古出新所产生的煎熬和遇到失败所带来的痛苦。

　　所以当代隶书在整合创作理念的影响下，面向古代各种书法资源，应该有很大的创新空间，但是在名利的诱惑和对书法资源缺少深入研究，严重影响了当今隶书的发展，所以隶书大师的出现还待时日。

　　

　　【注解和引用】

　　①“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理论是二十世纪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通过对前代诗人和后代诗人创作影响的研究得出，提出伟大的前驱和伟大的作品垄断了后人的注意，使后人无法认真观察自己，而一味过度地颂扬先辈和伟大的作品，完全笼罩在先辈和伟大作品盛名的光辉之下而无所作为。

　　②见《隶法琐言》，转引自《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

　　③《冬心斋砚铭·自叙》。

　　④《鲁中杂诗》，清，金农。

　　⑤《书林藻鉴》，清，马宗霍。

　　⑥《赵之谦印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