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熟悉农民

　　——方增先访谈录

　　6月15日，跋涉者·方增先艺术回顾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幕。虽然方增先领导的上海美术馆每年都要办数十上百个展览，但此次却是方增先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上海美术馆精心选择了方增先创作的百余件代表性水墨画、素描、速写，并通过相关文献、录像、大型画册与图文回顾录的展示，为观众呈现了方增先艺术发展的基本面貌。

　　开幕式上，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冯远，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大为，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等领导的讲话，充满深情地高度评价了这个跋涉在中国人物画坛的低调的大家。虽然讲话者的角度各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方增先是新中国人物画创作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新浙派人物画”的开创者和主要实践者之一。他在半个多世纪的绘画实践中，主动适应时势的变化与发展，敢于突破传统国画的藩篱，善于融合西方现代造型艺术，创造出以“结构素描”为表现手法的新水墨人物画，确立了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审美趋向。他的代表作《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艳阳天》、《母亲》等是新中国人物画的典范。

　　开幕式上，76岁高龄的方增先，看起来身体瘦弱，他在二十八九摄氏度的美术馆内居然穿着4件上衣，而且最外层是皮夹克！或许，观众站在他专门为此次展览创作的长12米、高2米的大型作品《祭天》面前，很难将这样气魄宏大，笔墨翻涌，洋溢着生命的强悍和怀古的悲怆的作品，与他那矮小瘦弱的身躯联系在一起。

　　他，依然是艺术道路上的跋涉者。

　　记：这次展览是您的一个回顾性展览。我也想借此机会问几个一直很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对您放弃新浙派的创作方法觉得很遗憾，也很想知道您为什么要改弦易辙？

　　方：新浙派人物画创作是二十世纪写实人物画发展的新阶段，在写实人物画的最早时期，大家就是想把中西方艺术融合在一起。当然，在融合当中有各种融合。早期的蒋兆和的素描成分就比较多一些，到我们那时候，显然还要往前走了，我们的想法就是怎么才能往中国民族传统方面更靠拢一些。今天回头来说，我们不能认为，一个画家向传统靠拢就是好，不靠拢就不好。比如说林风眠，他的东西实际上西方的观念非常重的，但也是好的。我们往中国民族传统方面靠拢主要从中国画这个学科来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探索是很有意义的。

　　话说回来，我们的探索成果是当时江南文人画影响下的一种结果。当时也很受欢迎。但从文人画的角度去看，我自己感觉还不够。但从发展来看，实事求是地讲是做得不错了，如今，它已然成为历史。

　　我们当时走的完全是一条没有路的路。当时潘天寿老师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希望我们走好这条路。但怎么走呢？完全要我们自己去摸着石头过河。我在那时觉得自己走了一半，感觉自己还可以往前走。

　　改革开放后，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画已经走到头了，但我仍然感觉可以一直往前走。我当时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我觉得我还是要不断地往前走。我起先也不怎么了解西方的绘画，但后来到画院和美术馆，看得多了，了解也就多了，后来慢慢地利用到自己的绘画中。所以，有一个理论家说，现在我绘画的风格已经从浙派的风格中走出来。这个说法有他的合理性。我确实已经从新浙派的规范中走出来了。这可能和我到上海来也有一定的关系。我离开浙江来到上海工作，工作改变了，创作的环境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时代也与以前不一样了，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我接触到西方的艺术思潮更直接了，这些是我艺术产生变化的背景。

　　记：我觉得您的作品即便是早期的作品《粒粒皆辛苦》等，都表现出人性光辉的东西。所以，即便把您早期的作品与产生它的时代分离，拿到现在来看，仍然很有震撼力的。《粒粒皆辛苦》传达出勤俭持家这样的美德，即便是《说红书》这样一个时代性很强的题材，您也画得很生活化。你当时是要表现这些东西吗？

　　方：创作《粒粒皆辛苦》，是我到北方农村去下乡的时候，看到很小的孩子在地里拾麦穗，那时给我的触动很大。那时我们对粮食是很爱惜的。同时爱惜粮食也是中国农民的道德标准的一种朴素体现。爱惜粮食可以从拾麦穗中体现出来。我当时没有选择画小孩子来拾麦穗，而是选择画老人来拾麦穗，因为老农他知道粮食的珍贵，知道要怎么去爱惜。我当时主要表达一种画家自己的感受，这也是一个画家对生活的反应。

　　记：从《粒粒皆辛苦》到《说红书》，到《艳阳天》，再到《母亲》，您10年左右就有一幅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但作为人物画家，您为什么一直表现农民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呢？    

　　方：我是从农村里出来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最熟悉的就是农民，我对农民也有自己独特的情感。我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我如果画革命题材的话，只能通过历史资料去体会战斗场景。所以，画农民对我来说可能更加容易一点。

　　画藏民，事实上是我画农民意识的一种转换。我到了藏族区看到农民，觉得他们脸上的质感有丰富性，可以用自己特色的处理，来表现对藏族农民的情感。

　　我一直以农民为表现题材，因为我有一定厚度的生活积累。从绘画的角度，和我自己的观点来看，生活的厚度高于自己虚构的场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我比较成功的还是体现在农民和藏民的这一题材上。诗意画只是我偶尔画一下，体会一下笔墨的感觉。不会像农民题材那样认真地去分析，要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氛围，需要用什么样的笔墨效果来塑造人物的形象。

　　记：此次展览是您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也是一次回顾性展览。那在回顾以往的同时，您对将来的展望是什么？

　　方：农民这个题材我还要接着画的。但以后怎么画呢？简单地说，我早期就是想把农民身上质朴的东西表现出来，现在我在画农民的时候，我会把意象的东西加进去，在艺术的纯度和浓度上会加强一些。这是我现在的追求，是我现在打算以后要走的路。

　　这次展览最后一幅作品，是我新近画的，作品叫《昆仑月色》，它也是我下一段时间要走的路子上的第一件作品，这张画吸收了中西方的东西。我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昆仑山是最偏僻的地方，在这里，人能和天地融合在一起，但这样的境界是通过一种很纯正的艺术语言去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