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长避短”与“取长补短”都是进取的褒义词语，但在发展中国画的问题上，两种主张因其立足点不同而必然会有绝然不同的做法，产生绝然不同的效果。事关重大，不可不辨。

　　通常“取长补短”，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得其长，无疑是好事，长处自然多多益善，似乎无需置疑，也没有人会反对。然而，在发展艺术，尤其是发展中国画的态度上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20世纪初，西方艺术、西方文化大量东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呈现在中国人的眼前。就西画而言，尤其是那种惟妙惟肖的逼真，造型的准确，色彩的还原，使国人大为惊叹。时至今日，第一次出国门，在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国家艺术馆见到西方历代大量精美的油画，这种惊叹依然如故。正是在这种惊叹之后，中国画坛一直众说纷纭，概要言之出现了三种态度，或者说产生了三种论调和主张，即：取消论、融合论、特色论。

　　虽然各有各的视角，照我看来，“取消论”是缺乏民族自信的表现，“穷途末路”也好，“笔墨无用”亦罢，以至“推倒中国画围墙”等等，概莫能外。“取消论”没有多少市场，批判文章已经很多。“融合论”立足于取长补短，窃以为如果作为个人创作的取向，百花齐放亦无可厚非，但若要作为一种口号提出，则要慎重。对于外来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化而为我就是了，不必标以我这是“中西融合的产物”。其实，学贯中西是可敬的，而“中西融合”却只是说明了一个现象，并非一种荣誉。

　　“特色论”坚持民族艺术的特色，在保持特色的前提下，广泛地有选择地吸收、创新，“特色论”的主张无疑是最可取的。有了西方文化的涌入，有了“融合”，有了调和论，才有人提出要保持距离，要拉开距离，目的是保护自己。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调和论往往是以中西艺术的对立性为理论前提的”，所以实际上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尴尬。任何外来的文化艺术都可以作为自身民族反省和吸收的参照，其实用不着固步自封，也用不着大声呼吁融合。汉唐吸收印度等外来文化，从来就没有提倡什么要“中西融合”，因为融入为我，主次非常清楚，还是我大汉大唐的文化。民族的自信力与民族的强盛有着联系。

　　“特色论”的态度并非简单的“取长补短”，而是“扬长避短”。中国画用毛笔在宣纸上画，要求他画得与油画一样细腻传真、色彩鲜艳，肯定做不到。最简单的一条，他不能像油画那样画得不满意可以将油彩刮掉重修重补，中国画落笔不能改，甚至不能犹豫，要肯定，而且要估计水墨的渗化效果。就单纯色彩而言，画到水彩画的效果已经十分不容易了，但世界艺术之林有了水彩画要你宣纸画干吗？但中国画有别人不及的长处，那就是笔墨之长，中国人有数千年用毛笔的历史，多多少少聪明绝顶的文化精英积累了书画的用笔用墨之道，这是一笔无与伦比的文化财富。书法的线条之美，笔墨结构之美，既有象形之美又有抽象之妙，试想我们书法的狂草逊于西方的抽象画吗。中国画的线条书法用笔用墨不能丢，尤其对写意传神至关重要，此其一；第二，宣纸的渗化有神奇之妙，那种韵味，对于中国画讲究意境格调极为吻合。别的不讲，仅此两点，别的画种都难以匹敌。总之，中国画是表现中国人自己审美理想的得心应手的理想画种。

　　我之所以非议“取长补短”，并不是“补短”怎么坏，而是看你怎么补法。因为目前的做法往往“补短”有碍于“长”，或者说“不中不西”，甚至高扬自己就是要“不中不西”，大斥中国画统统过时了，此论片面追求与众不同，以为“新”就好，标榜“不同”就是“创新”，随便弄几下子就是中国画大画家了。艺术是要有深度、高度、难度的，人人都称艺术家，那就不必言艺术不必言艺术家了，大家彼此彼此便是。如鲁迅先生针砭过的，整天价说些“啊呀！这孩子（这里要换成“画”）呵！你瞧！多么……”那艺术还称得上是殿堂吗？

　　中国画要“扬长避短”的主张其实潘天寿先生早就提过，而且有过许多极精彩的讲话，不妨在此引录一些重温。潘先生说：“我向来不赞成中国画‘西化’的道路。中国画要发展自己的独特成就，要以特长取胜。”又说，“有人提出把西洋画的东西加在中国画里头。现在有些人主张加，有些人不主张加。对这个问题，我看一方面要平心静气地研究，另一方面还要试验，所谓研究，就是从艺术的基本原则去衡量、解决，看看与本民族的艺术特点是否协调一致，如果对艺术特点有提高，那就可以加；如果艺术特点降低了，那就不要加。假如不妨碍艺术性，还可以使艺术性提高增强，那就可以加；反之就要考虑了。”

　　潘先生提出“特色论”作为发展民族绘画的方向，他强调“中国绘画应该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其实，20世纪中国画四大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便是借古开今保持中国画特色的最杰出代表。潘天寿在前人成功的基础上作了理论概括，他提出的“特色论”如今已被美术界大多数人认作为发展民族绘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