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纵肆到雅逸

　　王荣生近期的帖学创作     □姜寿田

　　草书为写意之尤，一向被视为书法艺术的冠冕。因而，就书法精神而言，草书也是与书家心性结合最为密切的。在很大程度上，一位草书家的养成靠的不是后天技巧的磨练，而是先天的心性。也就是说，草书需要先天的素质，如果没有草书之才，即使后天再勤学苦练，也绝不能成为出色的草书家，这样说虽有些唯心论色彩，但却符合事实。因而，一位书家选择草书作为审美表达方式，其主导动机往往是受制和听从于内在心性的呼唤，在这一点上，草书确实成为自由精神的象征。

　　由此，一流草书家在其创作中总是追求一种由乎心性的激情表现，他们首先追寻的是创作情感的真实、自然，其次才是技巧本身。读王荣生的草书，给我最强烈的印象便是激情和心性的完美结合，他的草书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都表现出一种来自主体心性的创作真实。

　　王荣生是当代书坛较早涉足晚明书法的书家。晚明诸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张瑞图、黄道周，还有王铎、傅山。他最早由张瑞图入手，书风险仄，笔势内森厉，其翻折幽峭，尤得张瑞图神旨，而大不易处，是在形格势禁、挣折侧历中又见出逸宕摇曳的一己家数。王荣生从写张瑞图开始，已初步奠定了其草书的个性化语言。其后，他的草书图式基本是在张瑞图基础上的试错和拓化，在这中间或之前他虽然也有创作上的多头尝试，如“二王”、苏字，但后来他基本将自己的创作定位于“明清调”这一格局中。

　　对张瑞图的心仪，使他早期草书凸现出内擫形态，线条与结构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笔势几乎全部出之于侧翻，但轴线行气却表现出自然、松活的韵致。在这之后，他的草书在风格图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似乎不满足于早期草书的一味收缩，从而在风格形态上开始由内擫向外拓转换。在这同时，他在草书图式营构上，也开始打破张瑞图的主导风格，而揉入黄道周、王铎、傅山、沈曾植的笔致。在这方面，他显示出敏锐的形式感和很高的风格融汇力，他不动声色地左采右撷，将黄道周典型的走字笔、王铎的欹侧、傅山的圆转、沈曾植的侧翻融合在一起，这种抽象化提取的符号化图式建构使他很快开始形成自我的草书风格。

　　可以看出，在他近些年的草书创作中，傅山对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傅山空间感的追寻使他摒弃了早期草书的内擫笔势而一变为外拓，在草书空间营构上由内在紧张走向外在拓化，强化空间粘合，从而增强了草书的情感表现力。对王荣生来说，这是一种大的审美转换和调整，它实际意味着对两种不同草书审美旨趣的不同分疏和抉择。按他早期草书路子走， 由内擫笔势的险仄生峭，必然使其与碑学亲合；而由内擫到外拓则必然意味着对生峭碑学一路的拒斥，而走向纯帖派的圆融，这在王荣生近年草书创作中已显端倪。相对而言，傅山草书的大气盘旋， 比之张瑞图的挣折幽峭无疑更符合书家的心性。作为草书家，王荣生似乎更偏重于草书的铺张扬厉之美，这也是他的草书由早期的内擫向外拓转换的主导动机。而仅就对傅山的取法来说，王荣生草出入傅山而不泥于傅山的创作见识和图式营构足以使他超出时流，迥然自立了。

　　或许是由对王铎、傅山的深入研悟所必然带来的对古法的回溯，也许是对传统经典的省思，王荣生近两年来开始锐心于“二王”帖学。古人有“书不入晋，徒成下品”之语。王铎、傅山之所以在草书上睥睨千古，在于二家无不致力于“二王”，尤其是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一部《淳化阁帖》烂熟于胸，号为明代书法中兴之主。即使备遭苏东坡揶揄的怀素，其大草也莫不本乎晋人，这只要看看《圣母帖》、《食鱼帖》、《论书帖》便不言自明。

　　因而，王荣生近来对”二王”帖学的大量临读，潜隐着一个慕规前贤的叙事策略——入古。从古法层面来深化调整自身的创作，而不是改弦易辙。他心仪的创作目标仍然是大草。但他认为，要实现草书的突破，必须要深化笔法，因为大草自旭、素直至王铎，承传的线路皆为帖学一脉，大草是帖学发展的最高产物，因而不解决或深化帖学笔法问题，便会阻碍大草创作所臻达的高度，这是王荣生近期转向早期内擫笔致及向帖学回归的一个内在创作理路。

　　王荣生近期帖学创作，多为手卷或小品：在风格上由纵肆排奡转向内敛稚逸。表现出逸笔草草的文人化格调。他在强化风格内敛的同时，也强化了笔法的内擫，极力追寻笔法的精到，这是他近期所力主解决、追寻的目标——深化笔法，为大草创作积蓄古法能量。因而，这本集子所收的作品可视为他创作过渡期的阶段性产物：但也是他创作上的重要收获，它标志着王荣生创作的深化和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