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日子，美术系举办教师画展。孟奇老师曾与我谈了有关作品风格的问题，我的观点是：风格的形成急不得，要顺其自然，强扭的瓜不甜。我一直在冥冥之中觉得：中国画不是靠“画”，而是靠“养”，“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养”。任伯年先生说：“作画如颐，差足当一‘写’字。”这是“养”的过程中的一个具体方法。中国古代画家的文化视野，精神气度并不仅仅“盯”在“画”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作品只是反映其文化视野和精神气度的一个媒介而已。可能古人没有像我们今天的画家带有那么强烈的职业特点，他们要关注很多事情，从宇宙天地到国家民生一概摄入到他们的精神武库中。历代大画家都是既能深刻处于“画”中，又能超然于“画”外的人。我们所以能从古人的山水画中感受到那种“宇宙意识”不是偶然的。我觉得今天的画家要想成就个人风格，最好能经历“跃上葱茏四百旋”的过程。我确信“风格即是人”。当然如果风格直接与人划等号，那么风格的形成也就太简单了。这里所谓的“人”是一个需要加以规定的存在。画家作为个体存在都有局限性，特别是当你把一些天然的审美趣味（或直觉）加上一点技法因素糅合在一起去“造”就某种“风格”的时候，这种局限性就会潜伏下来，最终成为你的致命伤。在我看来，真正作为承担塑造“风格”的个体，必须是能够吸纳千古艺术之精华，吞吐宇宙万物之烟云的人。当今中国画家若要把“风格”落到实处，应该追求“大”。在中国哲学中，“大”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个本体规定，所谓“大道”、“大象”、“大音”、“大器”，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画)传统的龙脉。绘画有多种多样的风格，皆因人而异。“典雅”、“冲淡”、“雄浑”、“清俊”、“荒寒”、“冷逸”等等，唯有抓住“大”这个龙脉，我们才会真正触及到中国文化的根蒂，才会把多种风格理解为这个根蒂上生长出来的枝叶和花瓣。中国历代画家对此已有很多论述，其中，我很爱读的一段文字是清代布颜图的：“宇宙之间唯山川为大，始于鸿濛而备于大地，人莫究其所以然，但拘于石法树法之间，求长觅巧，其为技也，不亦卑乎!制大物，必用大器，故学之者当心期于大，必有一段海阔天空之见，存于有迹之内，而求于无迹之先。”应该说，只有做到“心期于大”，才会对风格问题有一个更深更高的理解。我希望美术界注重“拉开相互间的距离”而追求“样式”的人能来读读这段文字，同时再看一段北大叶朗先生的文字：“以审美观照来说，如果观照者不能摆脱实用的功利的考虑，就不能发现审美的自然，就不能从有限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中把握无限的生机，就不能得到审美的愉悦。

　　“风格”，谈何容易!

　　这是一篇20年前的教学笔记，偶尔翻阅，觉得仍与中国画教学的当下情形相关，故以之应《美术报》之约。

　　

　　（张友宪，二乾书屋主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中国画人物，兼及山水、花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