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旧书，一本印刷十分简陋的小册子《随缘集》，使我欲弃难弃。那是在西安曾经举办的一次作家、书家自书诗词书法展览的作品集，由西安书学院于1995年内部刊印发行。翻开这本小册子，不由想起那次展览，那是我和钟明善先生在一次闲聊中提起，当下的展览不少，我们是否搞一个有西安文化特点的展览，邀请西安地区的作家和书法家都写自己的作品，提倡一点文化融合的意味。钟先生十分高兴，并且豪爽地答应办展览需要的一切费用都由他当院长的西安书学院来承担。发出邀请之后，很快就收到大量作品。其中有当时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刘自椟先生等大批书法家，有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等大批作家。在展览作品截稿之日，还有老作家胡征先生送来作品，因为装裱来不及，他的作品没有能够展出。胡先生说：那就争取下次再参加吧。我们都觉得这样处理没有什么不正常。打个比喻：请客吃饭的人是诚心的，但贵客来晚了，又来不及穿礼服，为不扫大家的兴，自己告退了。以胡先生在陕西文坛的资格和影响，他要责备我几句，我也只好听着。但胡先生一句闲话也没有讲。参加这次展览的，还有一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如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还有几位厅长、党组书记等。根据我与钟明善先生的约定，这次展览，凡受邀请者，皆以作家、书家身份出现，邀请王巨才，是因为他本来是写过不少文艺作品的。至于参展作品的排列，完全按姓名笔画为序，这个展览也没有请任何领导人来出席剪彩。作为展览的发起人，本来就是想还书法展览一个文化本位。以后，我曾经在北京遇见王巨才先生，他已经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当领导了，谈起那个不按官阶地位排名的展览，他说：他很愿意拿自己的书法作品和大家放到一起让人评价。

　　我回忆这个展览，当然并非希望所有的展览都像这样搞。如果某个展览有孙中山、毛泽东或者于右任的作品，当然应该放到前面去。问题是，现在的展览，甚至没有几个官员出席捧场，办展人就自觉无光。展览是否成功，竟然变成了出席者官阶的比较。这里表现出的“官本位”色彩，对于人心、社会风气的改善乃至于文化发展，发生的恰是当事人始料不及的负面作用。一个书法家，一个文化人，举办展览，本来是自己学识技艺的展现，如果有领导者也喜欢此道，莅临助兴，当然是好事，但倘若请不来希望中的那个“级别”便怅然若失，这一方面是缺乏自信，是自己看贱了自己的艺术；对所请的领导，也只是当做“符号”，并非真正尊重。我们经常在展览会上可以看见：被请来的“符号”本来以为自己是惊叹号，结果在人头济济之间，被当了省略号。而被前呼后拥当了“惊叹号”的，往往又对展览内容缺乏兴趣，他本来应该用宝贵的时间去做有价值的工作，却被拉来浪费时间，看起来是受人尊重，实际上是被利用。这样的“符号”，威严固有，真正的尊严又何在呢？真正的尊严，是在接受尊重之时也还人尊重，是在应受尊重而不得之时的适度反应，最终是出于人情本质的公平合理。以书法家的展览而言，现在的很多隆重热闹都是人为造作出来的。某些取得了一定“书法权力”者，办一个展览，会调动很多公私资源，早早地就进行公关活动，将展览办成官员云集的“峰会”。这样，也就为取得进一步的“书法权力”打下基础。而被“公关”的官员们，居庙堂之高，本来负有引导社会道德方向的责任，他们在出席这些“峰会”之际，也未尝不想支持文化事业。但是，若做进一步想，本来是表现文化精神的展览变成权力展示，相沿成习到怨声载道、积重难返，又得花大力气进行整顿，这社会资源的浪费，难道不是“庙堂”的麻烦么？这里，两方面都是应该反省的：作为办展览的书法家艺术家，自己先放弃了文化本位，向权力谄媚，使得本来具有独立价值的艺术变为权力的附庸，这在心理上已经是自认失败了。你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还指望别人什么呢？作为“符号”的一方，社会公器在身，却被“公关”而至为私利之用，又有什么真正的尊严呢？这样讲，恐怕又对官员们有不公，难道他们就不能出席展览会么？他们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爱好么？问题的本质是：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对文化风气之弊倘无认识，就失去了尽责之道。如果真正支持文化事业，完全可以给展览会写一封有见识、有热情的贺信，这样的作用，肯定比到展览会现场去转悠一圈大。当然，这实际是给官员提出了超越“符号”的要求，一封贺信要写出点水平，比起到现场转悠一圈接受三躬九揖，那是要多费气力的。

　　重翻这本《随缘集》，看见那么多熟悉的名字，不知大家可还记得那个不以官位排序的展览，如果当年的提倡和坚持还代表了一种理想或者理念，当不至于以为是“小时候的事情”就弃诸沟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