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二十年的《平复帖》研究与论辩于今又掀波澜，诚为之激赏。学术殿堂应无权位，无禁脔之物，唯识智者金针所度，去粗存精、去伪存真而昭显精鉴。

　　《平复帖》历时一千七百多年仍神秘幽远，探骊者耽之无倦；追寻作者经历、考察法帖风规、评论艺术价值，可谓继往不绝，意表纷呈，足见《平复帖》邃密高致。

　　《平复帖》蕴藉篆隶、简书之古穆，力冲气遒、沉雄苍劲；俊拔凌空犹鹏击九霄，沉着幽深似鳞趾伏渊，令视者屏气偃息，神情肃然。洵为魏晋时期法书之佼佼者。世代精擅书法者莫不属目并顶礼膜拜。明·张丑：“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出师颂齐名，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董其昌云：“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此数行书为希代宝。”顾复：“古意班驳，而字迹奇幻不可读。”《宣和书谱》：“机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名手巨擘，恭崇推尊，此宣赫名迹不虚墨皇之颂。

　　书作者陆机名重文史。出身于三国时孙吴豪门世家，祖逊拜相，父抗任大司马；祖、父入相出将，勋功彪炳。陆机14岁父抗殁，兄弟分“咸宁”只有“五年”没有“六年”领父兵为牙门将，年少却具雄才。晋太康元年（280年），吴国为晋武帝所灭，陆机时年20岁，与弟陆云退居故里华亭，闭门近10年，储学养志。太康十年（289年），二陆入洛阳，以文才倾动京师，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誉；太常张华感佩深重，言尤动听：“伐吴之役，利获二俊。”陆机在太康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文珠字玑，喷涌流漫，引领太康文学的风尚。有《陆士衡文集》行世，其中《文赋》是中国第一篇系统的论文学之巨著，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艺术思辨产生了重大影响。陆机是太康、元康间最著声誉的文学家，被后人称为“太康之英”。痛惜天才俊逸的陆机持名士之身，涉入险恶的司马氏集团政治权力纷争的泥潭，以致在“八王之乱”及寇乱的时势中遭遇祸厄，在为大将军司马颖讨伐司马乂时因督师失利，受谗于人而遭司马颖责杀。陆机的身世、才名及其遭遇令人扼腕感叹。天纵英才却逗人事，遣遗人世的陆机《平复帖》成为于今最古的一笺纸本墨迹，弥漫着神奇的气息，使人心思萦绕，仰攀绝胜。

　　《平复帖》笔调奇伟，书风高古，况年代久远，墨迹斑驳迷离，令常人难以通读。当代对《平复帖》之辨发端于启功先生，启老倾博通文史之才成全篇解，并作句读释文（见《启功丛稿》，后《书法导报》2006年12月20日复载，曾三易其稿。）得见煞费苦心，令人佩叹！之后有曹宝麟先生引述启老释文，以“寇乱”之辞断指“永嘉之乱”而质疑该帖陆机所书与徐邦达先生论辩，更进而作“彦先”是否为贺循的研讨；（见《书法研究》1985/1陆机《平复帖》商榷；《书法研究》1986/2对《陆机〈平复帖〉商榷》一文的商榷；1986/4《书法研究》·《平复帖》再辩——答徐邦达先生。）又有华人德先生《“对〈陆机平复帖商榷〉一文的商榷读后》（1987/1《书法研究》）及翁闿运先生《从〈陆机平复帖〉谈章草书体——再议南北书派分流说》（1990/4《书法研究》）等文，凡此种种多囿于启功先生的释文展开论说。2001年10月《书法》刊郑春松先生《许我千虑一得——〈平复帖〉诠释》所作释读与启老大相径庭，令人耳目一新。而后有缪关富君，谢光辉、徐学标二君，程不识君等各家言论，皆依托启功先生释文，只是作个别文字的异见与个别人物的推演。兹将所见诸君述作列下，以备探研者稽查：缪关富《〈平复帖〉新释》，刊于2006.1.18《书法导报》；谢光辉、徐学标《〈平复帖〉蠡议》，刊于2006.5《中国书法》；郑春松《还〈平复帖〉真诠》，刊于2006.6.28《书法导报》；程不识《〈平复帖〉文字释读及其它》，刊于2006.7.26《书法导报》；王德志《陆机〈平复贴〉赏析》刊于2006.9.6《书法导报》；启功先生《〈平复贴〉说并释文》又刊于2006.12.20《书法导报》；郑春松《不傍权威说帖文》刊于2007.2.28《书法导报》，等等。（附诸家《平复帖》释文表，见本文后）。各方家积学探研之论，为《平复贴》钩沉敞开言路，开心见诚，捧毂推轮，不能不为之击赏。

　　在此番论辩中虽未见启老对春松先生作回应，料想是启老时已年迈，心力不逮；抑或是启老雅量，谦让于后学评说（痛惜启老2005年作古）。但有学人尚执启老释文对春松释文似表疑议，缪关富之新释中有“年既至”、“甚”、“之”、“稍”、“伐”字同于春松而异于启功，却未表援引（或首肯）于春松；程君不识更作诋嫚，却都未能以充分的理由力抗春松说。于今看《平复帖》的是非明辩唯系于启功、春松对释文的识见上。以愚拙见，明辩在春松君，不在启老。证验判断，春松君点到了启老的“硬伤”所在，以图例对照原帖，使人看到启老疏于草范而产生了谬误。最显著者有“居”、“得”、“甚”、“年”、“稍”、“棠”，启老错断为“属”、“初”、“前”、“承”、“称”、“荣”。从启老的临本可知其对草书的差越失度。“居”之草书与“属”字异在尾笔处理上，“居”字是竖折撇，“属”字是竖圈撇，突出圈；“得”字“彳”旁帖中形迹明了，与“衣”旁毫无瓜葛；“甚”字依草范作“七”而尾划下左折；“年”字帖字与启老临本点划无差，而启老却断为“承”，当知“承”的起笔应为横折“フ”，不同“年”字起笔为“ノ”；“稍”字启老所断为“称”，而启老的临本中“稍”字再明确不过，可见启老断为“称”字乃证龟成鳖；“棠”与“荣”区别以删繁就简的草则，“棠”上“尚”字部首“口”减之。如“堂、”“常”草书皆删减“尚”部之“口”，“荣”上部为并排的两个“火”故简以侧三点作符号代替；略举数字以验启老的谬误，有识者应不以我言为虚妄。《平复帖》一纸共84字，若是错断了这些字，想必文义大为偏颇，致及句读阴差阳错。

　　试看启功断字、句读：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以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爱之迈前，执（势）所恒有，宜口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启老《〈平复帖〉说并释文》中：“说他能够活到这时已经可庆了；又有儿子侍奉，可以无忧了。其次谈到吴子杨，他前曾到陆家作客，但没受到重视，这时临将西行，又来相见，威仪举动，较前大有不同了，陆机也觉得应该对他有所称誉。但所给的评论，仍仅只是‘躯体之美’可见当时讲究‘容止’ 的风气和作用,也可见所谓‘藻鉴’的分寸。最后谈到夏伯荣，则因寇乱阻隔，没有消息。如果这帖确是写于晋武帝初年，那时陆机尚未入洛，在南方作书，则子杨的西行，当是往荆襄一带去了。”启功先生最初作文于1961年，后1964年又作修改，1975年临并释文奉予国权先生，（其中“量”字又改为“爱”字）可知启老郑重其事。然而，启老不通常理常情，所作释文使人觉得帖书者陆机大不像儒林中人，却如市井俗夫一般毫无斯文。首先对友人的病恙不予同情怜悯，温言祈佑，却以调笑的口吻说：“此已为庆”，诚不可思议！按启老“承使口（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为“又有儿子侍奉，可以无忧了”之意，那“幸为复失”之“前忧”就是“以前忧虑没有儿子侍奉”，试问一个原忧虑没有儿子侍奉的病人可以一时“幸为复失”而有了侍奉的儿子吗？这“幸为复失”真是怪诞！再问“吴子杨往初来主”既“往”何又“来”？若“往初”当“以前”意，那“来主”来的是主还是宾？再说“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的句读也不尽意，“闻问不悉”前用“夏伯荣寇乱之际”作介语，应有“夏伯荣寇乱”的史实，纵观晋史，“夏伯荣寇乱”乃空穴来风。照启功将夏伯荣释为陆机友人的句意，那么，此句读应为：“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这样，“闻问不悉”仅对“夏伯荣”作“没有消息”解，却见差迟，诚然不似古人书信对信中所承载的见闻问答作不能具体详尽的客套语。

　　启老于《平复帖》释文中借题发挥的言语也是大为偏颇。藻鉴即品评鉴别之意，后引申为作掌管铨选的职位。藻指文采、才华。藻鉴之鉴，鉴的是文采、品质。何以鉴“自躯体之美也”、“思识爱之迈前执所恒有，宜称之”，还说什么“可见当时讲究‘容止’”，“也可见所谓‘藻鉴’的分寸”。 与陆机同时人裴頠痛击世风说：“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忽容止之表，渎长幼之序，混贵贱之级，甚者至于裸裎亵慢，无所不至，士行又亏矣。”（晋·裴頠《崇有论》）可见时风之靡，与启老所谓“当时讲究‘容止’的风气”相背，但见启老的释文中素纤著墨大言褒慢之词，弃友人之疾痛，处国家寇乱之危局于不顾，还纵言所谓“容止”、“藻鉴”之美，洵善想当然尔！如斯释文，今人藉此“藻鉴”陆机，陆机可不是“太康之英”了，应是“太康之粕”！

　　启老的释文之谬在于对帖中字的错断，以致句读谬误，文义也就迷失了，更难说能够与史实相符。“方枘而圆凿，其能入乎？”

　　启老说“如果这帖确是写于晋武帝初年，那时陆机尚未入洛，在南方作书，则子扬的西行，当是往荆襄一带去了”我以史料再证其谬：史记司马炎于公元265年12月11日燔柴告天，逼迫魏帝曹奂退位，自称皇帝，改魏为晋，史称西晋。265年为晋武帝泰始元年，历25年武帝薨（290年）。依启功的“如果这帖确是写于晋武帝初年”，我用10年宽限为晋武帝初年，则帖中所言之人事当在公元275年或之前，时年贺循（彦先）（260-319）不及15岁，陆机（261-303）不及14岁；彦先得病，陆机焉能“说他能够活到这时，已经可庆，又有儿子侍奉……？”对不及15岁的得病之人能说：“活到这时已经可庆”？不及15岁的人又能有儿子（应是几岁？）侍奉，又如何侍奉？不及14岁的陆机何能作如此苍刚老辣之书？书中所言的后生吴子杨又该是几岁？不及14岁的陆机且对这后生倾慕“躯体之美”，些小年龄的吴子杨何能独往独来地西行？“思识爱之迈前”，喜爱之情，更超过以前；这以前，陆机、吴子杨又是何等年龄？等等……启老牵强附会的释文造成唐突已洞若观火。

　　春松断字、句读：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微居得病，虑不衍计，计已为苍。年既至男事复失，甚忧之。屈子杨往得来主，吾云能惠。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祭观，自躯体之盖如思。识黟之迈，甚执所念，意宜稍之旻，伐棠，棠寇乱之际，闻问不悉。春松君在《书法》的《许我千惠一得—〈平复帖〉诠释》（2001.10）及《书法导报》的《还〈平复帖〉真诠》（2006年6月28日十九版）两文中，都罗列了两晋书家遗迹与帖中相关文字作对照，使人看到他的断字是有依据的。虽然个别的断字难说铁定正确，但从他句读文中指明了帖文的意思，将这意思作延伸遐想，也可寻到史实映衬下的履迹。我对他的断字、句读、释文再对法帖、典籍及文史资料作寻绎，便不难作这样的理解：这是一封双隐信，即隐去写信人、受信人的姓名，表示信中所言之事慎密。帖文表明陆机在“八王之乱”和张昌党人寇乱的时势中力求友人共图军事，建功立业的意图。首先说彦先得病，恐怕一时难以平复。当初辞疾去职微居在家，忧虑的是宗业不能延展。“微居得病”指彦先（贺循）在301年“赵王伦篡位，转侍御史，辞疾去职”。（《晋书》·贺循。另按：贺循在此前由陆机上疏荐，从武康令升迁为太子舍人）“虑不衍计”有双关意，一言忧虑贺循宗业不能延展，另隐贺循对司马伦篡位，正统帝位（晋惠帝）被掩，社稷倾危的忧患。后接“计以为苍”说现在时局之乱，再作计议已太为仓促，正合当时“八王之乱”及张昌等乱党寇乱时，时事纷变的诡谲氛围。前“计”指为宗业、社稷计，后“计”指为时下形势计。“年既至男（幸）事，复失，甚忧之”说是年纪已男事之年，若再失去（机会），实在对他有忧意。注意！陆机在“男事”之间有“幸”字又作删点（旁圈），意味深长。此“幸”字为“复失，甚忧之”作弦外之音补，更是为整个行文内含意旨，呼朋友合力讨伐寇乱有望建立勋业作潜词，表明机会当前，宜共谋之。

　　“屈子杨往得来主，吾云能惠，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祭观，自躯体之盖如思。”是陆机予友人（受信人）书，彦先能够复出协同伐乱的宣示。 “临西复来”“临”、“复”为卦象，“复”又指招魂归来，“威仪详跱”道场礼仪详备。“举动祭观，自躯体之盖如思”为通过在道观中举行祭祀和迎取（西王母）法力、真气，身体开始超过所想象的；“自”为从……开始，“盖”作超过解，“思”为想象。信中前面已经说过“吾云能惠”，此处不必再重复“好”矣。这里看到陆机通过屈请杨往先生主持法事，使彦先得以康复并将出师制造舆论。“识黟之迈，甚执所念，意宜稍之旻，伐棠，棠寇乱之际，闻问不悉。”道出信文的真正意图——使友人在稍后的秋天合力伐棠。“黟”为人名，故在“思”字后被提到另起行首，以表尊敬黟；“旻”为秋天解，“棠”为“棠邑”，今江苏六合，晋属扬州郡。回溯晋史记略：贺循（彦先）于赵王伦篡位（301年）时称病请辞。301年篡位不久的赵王伦又被三王（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合力推翻，时中书郎陆机被大司马颙疑为赵王伦撰禅诏，被收。司马颖为之辩理，得免死，随后“机以受颖全济之恩，且谓颖有时望，可与立功，遂留不去”（《资治通鉴》晋纪六），倾力追随颖。302年齐王冏骄奢擅权，颙上表陈冏罪状，随即举兵向冏，颖响应，冏被斩。303年张昌作乱，据江夏，张昌党石冰寇扬州，败刺史陈徽。司马颖合司马颙与司马乂交恶，张昌、石冰乱愈甚，以致“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资治通鉴》晋纪七，郑春松文亦有引），“寇乱”之实不言而喻，时中央集团党人及地方属吏对时局的思虑和萌动亦起微尘。10月颖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与司马乂部交兵于鹿苑，陆败被谗遭颖杀；303年十二月，周玘等起兵江东讨石冰，推顾祕都督扬州九郡，贺循起兵于会稽合力讨伐。至304年3月石冰败被斩，扬州、徐州平；“周玘、贺循皆散众还家，不言功赏。”（《资治通鉴》晋纪七）从春松对陆机《平复帖》的断字、句读、释文参对以上史实，可见帖文明晰的逻辑关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