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旧文化成就，自以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实，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定自然美和艺术美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我们赞赏自然万物之美，并非自然万物本身表现出自己的美，而是人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中的实践经验，给予自然万物以一定的价值观的反映。中国绘画的发展，从人物、山水、花鸟的顺序来看，是人对自然的审美价值逐步推进的过程，所谓审美的真善美标准，也就是人的意识形态赋予自然万物的审美价值。

　　新中国所制定的文艺政策，把文艺创作定为社会发展的指路明灯，造成一个时期以来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风气，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把红光亮和假大空定为文艺创作的普遍标准，甚至把某些花鸟画当做黑画来批，迫使画家走进一条死胡同。

　　拨乱反正，拯救了中国，也拯救了文艺。

　　北京有个工笔画会，顾名思义，要和写意派分庭抗礼自显面貌，即使同在一个画会，同是一个画派，也要求不同一个面貌。这是中国画发展道路上突出个人风格的优良传统。据画坛中人反应，于非厂从写意转到工笔，目的在于冲破吴昌硕、齐白石南北两大写意派的垄断局面。画笔一转，转到了北宋宫廷派的工笔画，既学宋徽宗的画法，也学他的书法。自来名师出高徒，于非厂带出了两位高徒：一个田世光，一个俞致贞，又带出了第三代工笔画家，龚文桢是其中一个，也以工笔花鸟为主攻方向，既和他的老师太老师有同功之妙，也有异曲之貌。不看别的，只要看他在和毛竹、毛笋的合影中，便知他所追求的艺术形象有他自己的天地。再看他的写生作品，除了竹和笋、燕和雀，特善画大自然中的昏暗角落，用以突出荒树野花的面貌，强化自然景观中的色彩美，尽管他的用笔用色，处处务实，一笔不苟，可是实中有虚，耐人寻味；在布局上，讲究花石树鸟的自然关系，表达季节与环境的特征，他的太老师喜欢用“红杏枝头春意闹”一类题画诗，用以烘托形象的鲜明性，龚文桢却不依赖题画诗的烘托，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靠一笔不苟的硬功夫，在浓厚中见清淡，严谨中见灵活，希望他在今后的岁月中，在一笔不苟的务实之际，稍稍注意虚实相生和繁简相托的欣赏要求，使工笔花鸟更加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