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外地出差，同行总会以羡慕的眼光谈起浙江人的“福分”。次数多了，我大致知道他们羡慕的原因。

　　原因一，浙江是中国书画的重镇。自古以来不乏大家，以20世纪而论，“四大家”中吴昌硕、潘天寿乃浙江人，黄宾虹晚年最重要的时间在杭州度过。同时，中西交融的国画大师林风眠又曾任中国美院的院长。四位大师及同时代的大家、名师，孕育了这片土地深厚的书画底蕴。再者，西泠印社、中国美院这样的专业机构，近百年的系统化培养，大批专业人士如钱江潮涌，使得浙江金石书画的学术交流、艺术创作、群众普及等工作呈现出繁荣景象。以历史的客观来看，这也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原因二，改革开放后，浙江的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间资本日趋雄厚。经济发展后，对艺术投资领域的关注也比其他地区来得早。浙江的艺术品拍卖和交易十多年来已发展成为继北京、上海后中国的第三大交易中心。

　　这一切使得浙江艺术品的市场化道路走得坚实而又明确。

　　从事艺术品拍卖和推广已经十多年了，在“艺术化生存”的日常生活中，掏心窝地来说，我们除了关注市场外，内心更多的是注重艺术品的文化本质和内涵。当拍卖业在创造一个成交天价的时候，作为业内人，我们更关注作品背后的艺术本质、关注真实的生存状态。前段时间重读潘公凯先生回忆父亲潘天寿先生的文章《飘散了的记忆》，内心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当潘天寿的《雁荡山花图》在拍卖场上能拍到1000多万元，场内场外摩拳擦掌热血沸腾的时候，我更愿意去感受当年那个在凄凉寒风中被批斗游街的潘老先生……那弯下腰、低着头的背影……总让我产生揪心的疼痛。

　　好在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时代，告别了那场文化危机。经济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宽松的生活氛围，提供了更宽阔的视野和平台。

　　30年的发展，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迎来了另一种“文化危机”：国学经典的淡忘、传统文化的缺失使得年轻一代处在“国学不强，外文不懂”的尴尬境界。而因经济驱动下全民对传统国画艺术的“热爱”，使得“洛阳纸贵”之下，大量国画“名家”涌现。随之而来的，参差不齐的出版物大量面市。而当谁都能自封为“名家”的时候，经典其实已缺失了。

　　作为一家以文化艺术品推广为己任的公司来说，在保持职业操守时，我们试图对即将过去的30年做点记录，做一个“文本”。

　　艺术和艺术品是需要推广的，按现在的理论来说，是需要“吆喝”的。我想这种推广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工作。这个“文本”，没有“噱头”，没有吹捧，只做一个真实的记录。

　　艺术是很难有严格意义上的评判标准的。在邀请30位画家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着让人头痛的名单问题，也同样遇到很多无法逾越的潜规则……我们不想以“权威”的论调来衡量诸事，只是做一个客观真实的记录。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在若干年后本书可以成为查阅这30年的工具书之一。

　　（作者系浙江省艺术品经营行业协会副会长、浙江皓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