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文弄墨这个词，一般说来带点贬损之意，或者古来以俳优视文人之流习造成的，亦未可知。不管怎么说，大凡文化人听不得舞文弄墨，一听，总觉得对方在讽刺自己。于是真的恨恨地舞一回文、弄一番墨、出一口鸟气，当然也只限于纸上，当不得真，如果对方不识字，也罢，就算你没写；但巧巧让人家逮住了，告上法庭说你诽滂．白纸黑字摆在那儿，你还真没脾气，不认也得认。

　　由此可见舞文弄墨的确惹是生非。

　　其实话虽这么说，时至今日，舞文也好，弄墨也罢，都仅剩下了一点点引申义，本义早荡然无存，不信你随便挑出十个青年作家或诗人来，把笔墨纸砚摊给他们，我敢打赌，至少有九个捏不住那毛笔，剩下的一个也许能凑合着画几笔，不过一定全是简化字，而且是第三批公布而又作废了的那种简化字。

　　因此说舞文弄墨里有大学问，您还真别不把它当回事。

　　先拿墨来说，顶著名的徽墨产地——安徽省歙县我去过，而且慕名参观过“老胡开文墨厂”，知道一块墨的面世竟如此艰辛：我先看到一溜窑洞似的黑屋，里面亮起一簇簇灯火。原来这仅只是为了搜集松烟而点燃的；有了松烟，还要掺进胶及香料，制成一条条的形状，再压入模子里定型。最后晾干成为珍贵的徽墨。窑洞里工作的工人们面孔黧黑，鼻孔四周亦被松烟染成黑色，那模样极像煤矿工人。

　　胡开文的墨原来是这样诞生的!翻《宋稗类钞》，还知道古人制墨更讲究，不光有松烟麋鹿胶墨，甚至要加麝香金箔，称为“龙香剂”。那一时代文人墨客好墨成风，尤珍藏到唐末著名墨工李廷跬的墨之后，可以傲视一切。可是偏有位叫李格非的老夫子反潮流，著《破墨癖说》。他主要反驳当时人们的墨癖，立论则有趣得很，比如有位客人说我这墨坚利，可以用来割纸，他说“杀割当以刀，不以墨也”；客人说我的墨浸在水中，水可以几天几夜不腐。他偏说“吾贮水当以盆鄑，不用墨也”：客人又说我这墨的胶好，百余年不变质，他说“此尤不足贵。余墨当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人没话说了，最后又想了一个理由，说我这墨颜色浓重，一块顶两块使，他说我用墨一二年使不完一块，还常常丢失，丢了就换新墨，一块顶两块对我毫无用处。客人实在无法了，只好恨恨地说道：“吾墨黑。”李夫子接一句：“天下固未有白墨。”把客人顶得好不难受!

　　这位李格非夫子著《破墨癖说》并不是光为了刁难那倒霉的客人，关键是他最后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墨是干什么用的？墨的用处在写字，甭管宝墨与凡墨，能写字就成，讲究那么多，纯属“不考其实用，而炫于虚名”，李格非极而言之，竟认定此风一刮起，“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兆也”。

　　话虽这样耸人听闻，可你不能不承认有其内在的道理。当然，书房里有块百年古墨，漆黑油亮，图案精美，沉甸甸又香喷喷，亦不失为一桩雅趣。只是时下流行成瓶的墨汁，方便易行，不知不觉剥夺了你研磨古墨的权利，古人感叹的“非人磨墨墨磨人”的境界，一般人是体味不到了，这未免有些遗憾。

　　更重要的是砚台，磨墨者的灵魂寄托，中国文化的坚硬体现，于今已日益沦为商品的地位，只能向旅游者们乞讨青睐，或曰“式渐衰微”，昔日端砚的英名、歙砚的威风早已不复存在，砚们的沉沦才更让人神伤。我的案头就置放着两方古砚，一方是名为“火捺”的端砚，刻工精良，山水亭台，人物树木均栩栩如生，冬日里哈一口气，真的可以凝为水珠，砚质细腻如婴儿脸，摸上去手感极佳；另一方为荷叶形的歙砚，砚面有三条眉毛似的纹理，砚体遍布米粒大的银星，这是“眉子银星”，也为歙砚中的精品。它们静静地卧在我的书桌上，成为两件工艺品、小摆设，本身应承担的研墨职责早为时代的先进工艺所解除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实在令人同情。说起来中国是砚的故乡，历代关于砚的传说和故事也极多，比如端砚就和包龙图的清廉无私镌刻在一起；歙砚甚至带几分神话色彩：说是宋朝时歙县有一汪氏，是大户人家，“一夕山居，泓水暴至，迁寓庄户草庐”，巧巧这庄户是砚工。汪先生晚上无意中发现支床的石头发光，感到奇怪，就让庄户加工成砚台，结果发现这方砚“石色正天碧，细罗纹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状，辅星在焉。”汪家称这砚为“斗星砚”，后来大概又开采了一批这类的砚出售，因为《宋稗类钞》说“汪自是家道饶益”，愈加富足。

　　传说归传说，但至少这传说中概括了歙砚几种特点，如“罗纹”，如“金星”，如”正天碧”。我案头这方古歙砚呈青碧色，乍看为黑，细观则青，放些清水于砚面，颜色浑似“天碧”，妙不可言。除此砚外，我还藏有今砚两方，一是罗纹，一为金星，系八年前购于歙县砚厂，这两方今砚石质亦佳，时时取出观赏，仿佛在冷且硬的砚体上。能触摸到中国文化的底蕴，尽管不必研墨，也无须挥毫，韵味是足够你品上一番的。

　　墨与砚本是天生的一对挚友，或者说是老祖宗传给国人的一宗珍宝，虽然如今让钢笔圆珠笔这笔那笔给挤兑得有劲使不上，但你还真不可小觑它们的存在。不普及不等于不存在，只能说成为高层次文化的象征，“书法书法”、不下一番苦功，还真得不到法。法，我想应该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在人心陷溺、物欲横流、正法凋零的今天，把中国文化的“不二法门”细琢磨一下，墨与砚还没准真能帮忙。

　　清人龚自珍七绝颇佳，但书法平平，这使他一生气闷，他有诗云：

　　吟罢江山乞不灵，

　　万千种话一灯青。

　　忽然搁笔无言说，

　　重礼天台七卷经。

　　这是“己亥杂诗”最末一首，写于1839年。他“忽然搁笔”也许是感到没悟到“书法”的真谛而不想写了。当然龚自珍更多的是豪兴，他除了“重礼天台七卷经”的消沉之外，另有一诗也与书法有关，诗是这样的：

　　霜豪掷罢倚天寒，

　　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医国手，

　　药方只贩古时丹。

　　“霜豪”即“霜毫”，指的是毛笔，“淡墨”只能说龚自珍研墨时急躁，墨不浓，倒是最后的两句自谦之诗道破真情，“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与定庵先生相比，我辈文人好像连“古时丹”都贩不成，盖因为先天不足，于是铆铆劲练练书法，向墨色砚光里觅些厚重的体味，也许能活得更充实些。

　　谁叫咱们选了一个“舞文弄墨”的职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