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号亭林）在清代学者里，应为第一人。他在学术上的一个显著贡献，是提出“考据即义理”，《日知录》即此观念的表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顾氏为文求学的精神底蕴，在此基础上，他发出了“士大夫而无耻，是为国耻”这样的愤慨。也是因为这样的精神，他又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顾炎武和以后乾嘉学派的考据家之不同，是他在做学问时从来没有放弃思想。梁启超以后总结三百年学术，以为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其思想渊源多有从明末顾炎武等人学术精神中得其发扬。

　　顾炎武在江南抗清失败之后，往山、陕等北方之地继续寻求机会。他对陕西的风土人情颇有好感。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与他省不同”。陕西在宋代因张载等人倡扬“关学”，为儒林骄傲。“重处士”即看重那些不做官而有真才实学者，“持清议”即具有普遍的正义感和公平心。顾炎武隐居华阴，看中的是这里既有华山之险，却又“绾彀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顾炎武在华山，最终没有能够练兵复国，大部分精力还是做了学问。

　　除华阴王弘撰外，周至李中孚（号二曲）是顾炎武在陕西最好的朋友，二曲因其自号“二曲土室病夫”而称，也是清一代著名的经学家。二曲先生的命运性情颇像顾炎武的另外一位朋友，山西阳曲傅青主先生。傅青主坚决不做清朝的官，被人强挟往北京午门外朝金銮殿叩了一个头，便回返乡里。这李二曲也被康熙皇帝以博学鸿儒征召，他也不去，办法是反锁家门，任人喊叫也不开。

　　顾先生从华阴远涉周至寻访李二曲，二曲闻亭林先生至，则开门迎揖，接下来便是尽日之谈。亭林与二曲，都是“处士”，两人的学术事业没有任何权力的借助，也没有任何传媒的张扬，以后却传遍天下，流播后世。显然，两人之学确实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顾炎武虽是江南人，若说他秉承关学，也有道理。国破家亡之际，披肝沥胆之交，惺惺相惜，亭林与二曲两位大师，其交谊远非寻常阿好之士可比。但是，亭林先生却拒绝了二曲先生对他的一个非常郑重的请求：为二曲先生的亡母写传。亭林之“博学于文”，并非是做一个卖文为生的“文人”，他对宋代刘挚所云“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奉为座右铭。亭林通经济之道，从江苏往北方问学访友十年间，廉价购买了不少土地，以后，多获利市。有此基础，在为文方面，他便一丝不苟，根本不拿文章做活口之计。他将谢绝一切应酬文字的招牌挂在门口。二曲先生大概以为自己与亭林之交胜过管鲍，为挚友之母作传应该不在一般应酬之列，请托之际，却碰了钉子。顾的理由是：“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故不做也。”他还认为：倘若当年韩愈不写那些铭状之类文字，则可为后世之泰山北斗，遗憾的是韩愈未能臻此。圣贤之间的人情也还是难以完全脱俗，李二曲幼失父教，赖寡母艰难顾育成人，对母亲感铭五内，这篇传文，也看准了非顾亭林不求。在二曲先生一再敦请下，亭林颇感为难，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写这个传，因为他自己的母亲死后，欲立一小祠尚未得。“若使不立母祠，而为足下之母作祠文，是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

　　大儒之间，以儒家教义为托词，似难辩驳。顾亭林非不重情谊之人，亦非曲为己饰之辈，在天地漂泊的际遇里，他立志“器识而后文章”，振衰起颓之倾，矫枉过正而已。李二曲也并未因此而与断交，据说，周至县如今还有一座“别顾桥”，是二曲送亭林的纪念。亭林谢绝了一切应酬文字，便将时间集中于学术，他的《日知录》，集数十年之功乃成，一物之考辩，一言之斟酌，累月经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入门之必读书。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时代，他却表现出最为励扬奋发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