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鞠雅儒君送我一本他的大著《绳斋集》，并嘱我写上一点意见。是集除篆刻、书法外，还涉猎到鉴赏、题跋、诗文、印款、金石等，颇多新意和材料，读来饶有趣味。当今，旧式文人的作派已渐渐离我们远去，需要这种做法而加以延续，当代书法篆刻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创作、理论、收藏三位一体，整体联动，才有活力。

　　限于篇幅，我只能就稚儒的篆书创作谈些看法。稚儒的书法篆刻从其师刘乃中处得到传授与开悟，汉宽先生（即刘乃中）早年曾得五福老指点，得其熏染，嗜之甚深。而稚儒习书的路径大致与其相同，并与乃师的审美情趣正好同一路数，故师生之间，术业授受，极为相得。稚儒的书法虽取法自有侧重，但其篆书的基本风格便是从刘乃中学书数年间耳提面命、潜移默化之下形成的。他于篆书除学二李之外，取法十分广泛，对甲骨文、金文、中山王器文字、石鼓、汉碑额、镜铭文字、砖文都有所涉猎，对铁线篆下过很深的功夫。他也取清代及近现代诸篆书大家钱十兰、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杨沂孙及萧蜕、马公愚、朱复戡等长处，而于王福厂尤为推重，认为其学篆取法乎上，悉心追摹体味先秦古风，成就特高。

　　马衡先生曾论篆书与刻印的关系曰：“刀法为一种技术，今谓之手艺，习之数月，可臻娴熟。研究篆体，学习篆书，则关于学术，古谓小学，今谓之文字学，穷年累月，不能尽其奥藏，其难易岂可同日语哉？”其理至真。“印之所贵者文字也，不究心于篆而工意于刀，惑也”。（潘天寿语）凡开拓篆刻宗派之大家皆一代名书家，如邓石如、赵之论、吴昌硕、齐璜、王福厂、来楚生等，无不因为在书法上成就突出，别树一帜，尤其是在篆书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面目，尔后在篆刻上有所突破而出现与众不同的风格。印学与书学如出同辙，“知书善书乃治印之本，若徒见刀石而无笔墨，格终不高。”（王福厂语）稚儒深明其理，他多年来沉湎古典，又萦萦地苦思着如何将百家米煮成一锅粥，先前所滋养的笔墨就自然地由此融汇起来。近几年他常出入于博物馆、拍卖行，搜求古器书画、碑版拓片，有机会得以饱览名迹，又因工作关系结交一些前辈高人，加之自己努力不辍，因此，书印技艺益臻佳境，诗文词典、文字音韵、金石考据更是其之支撑点，这使他有了充盈的底气和领悟触发点，以及在整体取舍传统、食古而化的自持力。

　　傅抱石曾曰：“对传统不感兴趣，或把传统看成完美无缺，都是宝贝，两种情况都是对传统的误解。传统是发展的、日新月异的，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每一个发展过程中，它总会是继承着过去的某些优秀部分，而加入某些时代必需和其他进步的部分。”当今书坛一方面面临转型求变的时期，另一方面又正值文物发掘与整理的大丰收，出版物之多使我辈能够纵览古今中外的艺术精华。成功的书家往往能把握住这种机会，很容易从新出土的书迹造型上获得新的感觉，并以此独张门户，藉此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东找西寻，齐头并进的方式在稚儒的篆书作品中并没有留下浮躁和凌杂的痕迹，相反，给我印象很深的倒是沉着浑穆而又透出清灵之气，一切都那么地自然轻松，似乎随手拈来即成佳构。这些举重若轻的智慧正来自于他的天分与学养。他的篆书作品似乎能看到王福厂、马公愚及徐无闻、刘乃中的影子，但基本已脱落凡俗，走进了自己的天地，这与时下无根茎又漫无边际的“新派”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他传统底蕴厚实，以及个性发挥上的适度与节制，这些感悟源自于他对于历代名绘书法的会赏交流，揣摩品鉴以及艺术创作中对传统的敬畏与虔诚。

　　观稚儒创集的篆文楹联、诗句、格言等，不仅富有人生感悟的哲理，诗情画意，也能激发观者对自然美的想象力，同时又具有声韵和乐感，使二千多年前的古文字又一次焕发了新的艺术生命力。而其所作跋言，文简辞精，情真意切，尤于书法典故，信手拈来，缀玉成篇，读来琅琅上口，一如行云流水，赏心悦目。

　　真正的艺术家从不会感到圆满，即使在最快乐的时候，心中总有一种潜在的忧虑、不安和期待。学习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知识含量的提升，而是人格含量的提升；不是名气的大小，而是人格熏陶的默化；不是功名利禄的获得，而是良好习惯和真善美理念的养成。记得两年前，稚儒过访寒舍百篆楼，曾指着壁间悬挂的王福厂小篆立轴说道：“那才叫书法，我辈如能踵武于万一，此生无悔矣。”的确，真正崇尚艺术的人，身上必然有不断思考、不断否定、不断进取的潜质，广收博取，并不等于融汇贯通，入古虽深，但泥于成法，亦步亦趋，则难以蜕变求新。因此，稚儒已充分意识到不可在众声喧哗中其乐陶陶，自感风流，所谓“明礼崇德，力学知耻”也。道高日尊，技精日劳，稚儒乃明白人，择言而听，予所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