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几个青年联合的画展上，我认识了王犁，并对他的画中流露出的文人化追求，有了深刻的印象。凑巧，近期又获阅了他的几本小画册，让我震惊的是那些线条似是思想的传染，让我在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双轨上被奇妙的水墨展开。线条的纵横也是诉说过程中流淌的韵律，尽管眼前只是线条勾起的轮廓，但那般流畅，那些洒脱，那个婉约，都似在暗示着一些什么，也是轮廓中还没有填入的那些东西。这正是一种艺术的含蓄，中国文化圣贤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正由这些未曾填满的线条中产生。

　　一个青年画家，为何竟有如此的文化追求，直到捧读他刚刚出版的《书桌画案》，才有了可信的解答。

　　书中的第一部分有关“成长与阅读”，应该是提纲挈领的。我们知道，画家的创作状态，将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王犁的创作状态，是现实主义热情下的状态。而把画题看作是一个动词，又是现实主义之下冷峻的哲学思考的结果，因为期待中的创作，在热情的燃烧下会有更多的创作敏思与灵感，而在哲学的声音下，才有了明确的指向。心灵的创作，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开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尽管矛盾百出，但矛盾出于现实，理性懂得人在世界的“善意存在”，如何应对或者如何把握“善意存在”，崇高的感觉自然会神圣般地出现。这就是王犁的创作状态。

　　俗话说，流自有源，王犁的创作，又是在阅读中成长的。

　　画家与画匠的区别，是画有境界与无境界的区别，因为技能是下苦功夫就会容易掌握好的，唯有出境界的画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达到与达不到，首先在于文化综合素养，而文化综合素养的最大来源，即是读书。王犁正是在阅读中成长的画家，确切地说，是先从文学的阅读中成长的。

　　老一辈画家没了，但他们并不真正死去，因为他们的画，还有像王犁这样的人在读，他们的艺术生命，也在王犁他们的身体里继续顽强鲜活地灵动着。乡村的记忆，童年的印痕，撩拨着王犁内心的感受。个体的渺小，生命的脆弱，常常会导致内心的恐慌、贫乏、谦卑和敬畏。也就在这样的感悟与体验之中，王犁手中的笔，意外见出了得意的灵光，那就是水墨图式中的坚定与简洁，或者是凝重与悲悯。出现这样的情况貌似矛盾，其实正是心路的历程赋予画笔的一种心灵张力的语言表达。神灵、光芒、心思、创造，水墨于王犁近乎于知识成长与信仰确定，尤其是画中诗味的盈溢与文学的逸致，既体现了青少年时期阅读的情结，更是文化的王犁在对生活作着每天不同的思考。笔墨的王犁也即是文学的王犁。

　　画家的审美选择，决定了他作品的品位与价值。对于继承传统中表现较多突出的“隐逸”现象，王犁的理解是它“只能是存储在心灵深处的理想”，而生活在理实中的画家，即现实的画家以阅读当代文学作品更加贴近现实，而“信马由僵”的旅游，又让王犁成为一个紧踩尘土的画家。这样，他的多方位视角、多层面思考也就会自然产生，把“我”放入画中也就有了别的“隐逸”的画家所不可能具有的那种现实主义个性。

　　王犁研究历史，广泛阅读，理性地看待事物的发展或新潮流的涌迭更替。但他又不出世，因为现实主义的热情把他燃烧，他其实入世得很。当然，这是指状态，但维系状态的恰恰是一种精神，那便是对现实毫不犹疑地贴近和介入，并给出笔墨的解释。《寂寞杭城》、《女人》、《快乐午门》从哲学上讲也都是以现实去证伪的作品，但正是在证伪之中，王犁的笔墨又似在睿智地告诉我们，他对现实的另一种真正的理解，这就是他的“穿透时代”，也是他绘画艺术的卓然独立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