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接到《美术报》“我与《美术报》”的约稿的时候，还是有些吃惊——《美术报》创刊已15周年了！而我也离开《美术报》10年了！真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往事如烟。”过去了的就如过眼云烟，似乎已飘散于记忆的碎片之中，无所追寻、无所拾缀，但那些碎片却时常而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我是1993年5月23日正式到《美术报》工作的。我知道它是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刘枫先生的卓越决策下，由浙江日报和浙江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我和潘耀昌、郑巨欣作为美院的代表来《美术报》工作（我是专职，后来又来了章叔标）。那天上午大约9点吧，我骑着自行车心情激动地来到了《美术报》所在地浙江日报。这是我第一次到浙报。那时的浙报环境幽雅、树木丛生。我的印象中，其主体是一幢类似碉堡的环形四层楼青砖建筑。《美术报》的办公室就设在西南角底层的原《大众美术报》所在地。经过一番清理，《美术报》总算有了一个展开的空间了，看着这个新的工作环境，所有的人脸上都洋溢着欢乐与憧憬。这时我才开始注意到我的新同事们，他们是：朱国才（常务副主编）、潘耀昌（副主编）、周瑞文（编委）、郑巨欣（编委）、叶三宝（编辑、记者）、应霁民（编辑、记者）、冯国云（印刷、广告、版式）、毛莲娣（办公室）、张晓星（广告），加上我共10个人。浙报副总编傅通先先生兼总编辑。这就是《美术报》开创时期的全班人马。浙报的同事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但美术专业方面的知识相对较弱；而我们则相反。所以，这样的组合是取长补短的最佳结合了。

　　班子搭起来了，首先面对的就是怎样出报纸，出什么样的报纸。《美术报》当时面临的状况是，美术界除天津面向大众的《中国书画报》外，没有一张报纸，这是优势。但是以前的北京《中国美术报》和浙江《大众美术报》都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以警示和提示。因此，经过讨论，最终确定了“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弘扬民族文化，吸取人类文明之精华，繁荣和发展中国美术事业”的办报宗旨，和“兼容各家各派，积极参与，迅捷、真实、全面地传递国内外美术信息，开展真诚的批评与研究，融新闻性、艺术性、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追求方向。力图从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办报方位。因为《美术报》初创时只有四个版，我们作了这样的分工：叶三宝为一版责任编辑，主要是重大新闻和现状热点等；郑巨欣为二版责任编辑，主要是设计类和其他新闻等；应霁民为三版责任编辑，主要是美术教育；我负责四版，主要是美术创作和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初美术界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市场的飞速发展和设计的兴起，这造成了美术观念上的深刻变革。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和认识，在试刊号的三期中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这两个部分占了极大的比重。但这却体现了我们希望抓住美术界的大事、热点的一种愿望。为此，我们把北京和广州作为当时的工作中心，因为北京那时无疑是中国美术唯一的中心，而广州则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在我们那时看来，只有抓住中心和美术界的热点，才能逐步推进《美术报》的学术力度，并引起美术界的关注，使《美术报》产生影响。这样的策略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在北京，我们着重抓住了这样几件事的报道：1、首届美术批评家提名展。这次活动在中国首开批评家策划主办展览之先河，今天已经十分自然了，但那时却引起轩然大波，在美术界引起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尤其被提名艺术家董欣宾拒绝提名，我专门去南京采访了他。同时我们还约请此活动批评家之一的郎绍君先生代表所有提名展批评家阐述自己的观点，由此形成了一次富有意义的讨论。2、首届中国油画双年展。这个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和广东大亚湾信息开发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展览是中国最早的双年展之一，但在操办过程中却一波三折，尤其评委在学术观点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导致两项大奖被取消。此事件反映了中国美术转型期的诸多问题，因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3、中国艺术家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艺术家开始进入国际艺坛，中国艺术家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富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对这次活动最早给予了报道。而在广州，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则成为我们报道的重点。这次博览会的举办开中国艺术市场之先河，以文化部主办表明了官方对艺术市场的正式认可，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也是最早给予重点报道的。

　　《美术报》创办之初，工作千头万绪，十分艰难。许多方面都有待开拓。我们编辑记者常要出差，但《美术报》的经费又十分紧张，所以大家都本着节约的思想办事，常常是依靠朋友和《美术报》热心读者的帮助，才完成了一个个报道的任务。我们同时还肩负着发行的任务。不仅每次采访都不忘记自我宣传，而且还利用对方提供的机会作自己的宣传和发行工作。记得在广州艺术博览会上，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大批艺术家汇聚广州，为了扩大宣传，取得组委会的信任，我和周瑞文老师主动为博览会做起了宣传工作，其中前几期的会刊就是我们帮助出版的。由此我们和组委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有事也都请我们协助。那些天十分辛苦，每天都到半夜以后才能休息，但这次活动首战告捷，我们不仅发回了大量报道，胜利完成了采访任务，还与美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扩大了《美术报》的影响和发行，为《美术报》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美术报》初创期的5年里，虽然工作艰苦，但却留下了愉快的回忆。大家都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美术报》后来搬到浙报原食堂办公后，编辑部大房间中间有一张大画案，它成了我们聚会的地方。每天中午吃饭大家就围着大画案边吃边聊，许多想法和编辑思想都是这时形成的。我那时就住在编辑部一个刚好放下一张床的房间里，那时工资只有几百块，这也是领导为减轻我租房之忧而照顾我的。每天下班后，大家都回家了，剩下我还要担任着值班的任务。但更多的时间是要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并为第二天做准备。朱国才先生也夜里常来处理公务，处理完后他就在大画案上铺开毯子开练他热爱的书法。而他今天成为著名的书法家与他那时利用业余时间的勤学苦练是分不开的。我自然就成为了他的看客和评论者。这成了我们如今见面时时常谈到的一个话题，也成为我们今天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