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设计、预测或揣测自己的生活，在以往的全部经验里得出短期的或者长期的预期及展望，并在这样的心理发展里努力改变与调整，或者在理智的逾越中犯难冒险。我们的全部社会活动、经济活动与艺术活动都不会离开这样的心理氛围。于是，我们会进入目标相同的奋斗，会进入歧路分袂的切磋，也可能在百计莫施中龃龉反目乃至大打出手。我们就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繁衍了数百万年的霸主，尽管在我们中间不断变异着位置：边缘与中心，腾达与落寞，支配与挣扎。循环往复，但我面苍穹，苍穹面我，我们是同类。

　　当我们在新世纪的展望里踌躇满志，步步登高之际，一个个老的问题和新的悬念接踵而至，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作为，也检测着我们的心态和情感。2008年5月12日，一个春色烂漫的下午，在偏僻的西部群山里，本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的最严重的地震，改变了这个已将逝去的春天色彩，让我们在纷纭万状里重新面对生命的本然，重新面对最基本的逻辑和理念。

　　汶川，川西高原上那小县，我在十多年前游览九寨沟时，曾经匆匆路过。那条道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艰险。车轮紧挨着的路边就是悬崖，下面是清澈到碧绿的江水，水面上是火柴棍一般漂浮着的原木——可以想见那山崖的高度。这样的地方，稍遇灾变，交通中断便成经常。我行游那次，返回时遇见泥石流，长途班车难以通过，全体旅客身负行李，攀扶着武警战士拉起的绳索，翻越一段山梁，由对面驶来的汽车接走。旅行结束时，那一车人都有些恋恋不舍，因为我们经历了一段有惊无险的小小磨砺。这一段山路的攀爬，比起刚刚过去的九寨沟的绮丽山水，都会永久存在于我们的回忆。

　　汶川不像唐山，唐山是四战之地，大地震发生之际，有幸存者可以自己驾车驶往中南海报信，一天之内，各路救援大军便合围而来。而汶川，在灾难发生之际，残垣废垒，与外界迥绝，又遇连日暴雨，使救援的直升飞机也难以降落。这些，使得这场大自然与人类战争的挑衅性、残酷性更显昭然。这挑衅及残酷增加了许多生命的损失，也为生者留下更多的问题与思考：我们离开汶川很远，但我们离这世界上可能发生的灾难的机缘是同等的；我们的价值观念有不同，但我们面临灾难时的境遇却没有不同；我们平时的处境有不同，一旦遭遇灾难，殊途同归便成自然。　在通衢大邑里遭遇灾难的惨烈未必弱于偏远乡村；富商大款的华堂高阁，即使防震能力超强，但也难保万一之不虞；被压在钢筋水泥之下，乞儿和首长便失去区别。我们平时的所有关于人类意识形态的争论，在这时只能暂停。　

　　不论战争怎样酷烈，毕竟会云散烟消；不论震区乡野的废墟搜救怎样艰难，生活总要翻开新的一页。大自然与人类的对峙不会完结。人与人之间也不会有永远的胜者。我们倒是应该在凭吊那些从未谋面的死者之际，因己及人：偏僻山野里的死者，生命价值与大邑高轩中的成功人士同等。在高速发展的物质社会里，是否应该将最基本的投资用于保护生命。如果此论确立，我们今后面对的最大战争，就是将社会财富与资源用于保护人类——我们同胞的基本需求与尊严。这是没有歧义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才会激发出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热泪和动力；这是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旗帜下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才会焕发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建设雄心与同构理想。在地震向人类尊严发起挑战之际，理想没有退位，而是更加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