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史上，灾难给予艺术和艺术家的刺激和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不同时段中的社会的、政治的、自然的灾难，都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创造了一个特别的契机，因此，也就产生了与之相关的能够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如蒋兆和20世纪40年代反映抗日的《流民图》，黎雄才50年代反映抗洪的《武汉防汛图》、周思聪70年代反映抗震的《人民和总理》，而日本画家丸木位里夫妇的《原子弹爆炸图》也同样能够说明这一道理。有灾难就有人的抗争，20世纪以来中国的抗日、抗美、抗洪、抗雪、抗震等等，不仅是与历史相关的影响中国人的重大事件，也是美术创作的重要题材。

　　国家之难是激发艺术家创作的最好动员令。面对这一现实的动员令，艺术家在国家之难中表现出来的责任心是超乎平常的，其力量也是难以想象的。这一激发出来的自觉表现与往常不可同日而语，反映出了人的本性中善的一面。在5·12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的美术家们所表现出来的为国为民的热情，显现出了独特的中国人文精神。从抗战到抗美援朝，中国美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捐画的传统，过去的捐画大都集中在少数的著名画家身上，因为他们的画通过义卖能够转化为用于赈灾的一定数额的货币。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从中央到地方，从个别到普遍，从名家到一般画家，捐画成为一个美术界的全民运动，成为表示心情、表达愿望的一种方式。这一与艺术相关的中国的独特现象，美术家或准美术家们广泛的热情是值得称道的。可是，捐画只能是表达心愿的方式之一。当全国上下数以万计的捐画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候，关于艺术的责任也呈现在人们面前。大量的即兴、应景之作，不仅较难转化为赈灾的货币，更不可能成为流传后世、反映这一重大事件的代表之作。艺术家的责任应该表现在社会的和艺术的两个方面，而责任的双重性决定了彼此之间的关联，不能因为社会的责任而损伤到艺术的责任，也不能因为艺术的责任而忘却社会的责任。

　　一段时间以来，自发的、组织的关于抗震主题的创作已经出现在媒体之上，还有一些创作正在进行之中，如何评估这些创作，显然是会超于热情之上。6月3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大型油画作品《热血5月·2008》学术座谈会”，讨论了由26位写实派画家夜以继日、奋战8天集体创作的高2米、长20米的大型油画作品，虽然这件作品通过赈灾义拍获得3350万元，并全部捐献给灾区，可是，人们回到学术的话题时，一方面给予这件写实派画家的写意作品以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又给这件作品或同类作品给予了更高的期许。整合学术的力量，在社会的重大事件后迅速地作出反应，以保持学术的主导地位，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之所在。学术如何在运动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决定了抗震主题创作能够传之久远的关键。

　　抗灾主题的创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是一个长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