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生自幼习书，最初拜天水名家婴叟先生为师，婴叟先生的书法以魏碑名世，写得情趣盎然，在张平生书法艺术的根基上培入了许多婴叟先生的营养。后来平生在金冬心的隶书上下了一番功夫，从现在创作的一些作品中，那种整饬一路的作品还留存着一些冬心先生的迹象。当他取法“二爨”，经过一番磨砺之后，结体和笔法都发生了飞跃的变化，写出了自己的精神风貌，活化了“二爨”在当代的创作形态，得到了书界的普遍赞誉。

　　张平生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习书过程后，开始向“二爨”进军，显示出了明智和透悟。一般习书者，谨记取法乎上的训条，在名家笔下讨生活，这种程式是没有错的，只要跟着大家亦步亦趋，也能达到很高的水准，可是得来的这种面目，也终成为大路货一类，取得独特的造诣还是很难，这一信条也误了无数英雄。张平生立向于“二爨”，其明察之处在于自“二爨”生成直至清代绝少踵武者，即是当代的研习者，得其精蕴者毕竟寥寥，不是在趋之若鹜中求造诣，获得超越就有了宽阔的争取空间。从“二爨”的生成时代来看，正是中国书法处于隶楷之变的剧烈时期。任何一个伟大的书法家都不可能为中国的书法变革立起一个截然明显的标杆，所可能者只是靠了天才的继承和总结而突出于一般的书家。隶楷之变经过了长达五六百年的嬗变，到了盛唐而臻于峰巅，其间的隶楷杂呈，是一种旧法则的逐渐消退和新法则的逐步生长，是新生的楷质逐渐取代隶书因子的过程，其间没有神明的指示，艺术家只能靠摸索前进，新质与旧颜的转换，或多或少，都没有量的规定性。正由于此，成法一天天在破坏，异调一天天在凸现，变异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当今人立足于此，就大有文章可做，从横向取法及纵向取法上都提供了历史时限上的自由，源流包容的丰富性为当代书家开拓提供了自由。张平生立足在这里，所以说选择是明智的。就“二爨”自身来说，并不是一个类同的东西，称之为“二爨”只是一个粗疏便捷的称谓而已，其本身的差异从粗略的观望中就能得知。爨宝子碑诞生于公元405年，爨龙颜碑生成于公元458年，其间有半个世纪的书法演进，后生者已与魏碑同流，超出爨宝子已远，所以二碑标示出隶楷之变的不同阶段。张平生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空间之中，想引发出一些自己的东西来，只要本着一定的手法,成功的机率要比追摹定型风格的作品似乎来得便捷和轻松。历史上的巅峰都是从地上产生的，不是从空里掉下来的，王羲之、颜真卿生长的过程正是说明了这一点。跟着一种伟大的风格要化合成自己的面貌，难度比提炼一般风格而成为突出风格难度要大得多了，张平生立足“二爨”一定出于这样的思考。

　　对于“二爨”，张平生并不是采用一种平均对待的办法，从他的书法创作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他更多地倾向于“大爨”，对历史过程中必然形成的这种书体，倾心地加以复述，深入到一定程度之后，逐步把它的风格特点加以浓化。“大爨”在楷化中笔法上方圆采用二元化的方式完成，为强化碑的端庄和严整，张平生突出了起笔的棱角感，放大了视觉的冲击效果，在辅助性笔画的表现上，使用了不经意的处理方法，将经意和不经意交织在一起，让审美客体在审美欣赏中受到的冲击度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从此而引发出新的审美感受。开张度的变化，同样是张平生追寻的艺术语言效果，对文字结构局部的极大夸张和收缩，以形成一种新型的结构形式，引发新的审美愉悦，尤其对一个相同文字的变异，如同雕塑家手中的泥巴，随心塑造，各有生态，贯注自我审美理念达到了一种稔熟的境地。

　　有了深入的功夫，有了深入的思考，张平生也正在做着从“二爨”中走出来的准备，像行书成分的渗透，表达出了这种强烈的愿望。从“二爨”诞生到现在，在总体缺乏继承和创新的境况下，张平生走出了一段很长的路程，已经引起了当代书坛的关注，当他不断吸纳化解新的营养，继续前行，一定有超出想象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