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5期《美术报》上杨红兵的文章《半裸慈禧：非艺术，非历史》，及有关的讨论在我看来多少有点奇谈怪论。

　　文章和诸人的讨论中，多处提到了“观众举报”，这使我明白，中国人大多是喜欢把“群众”拖来以壮行色的。可是在艺术与科学创造中，“人多” 固然“势众”，但其“真理性”是既“非艺术”也“非历史”的，得票多不代表当选。可以想见，一听说“观众举报”就亢奋的人，如果生在毕加索时代、杜尚时代，看到展厅中“令人作呕”的油画《亚威农的少女》和一只才从商店买来、签上名就算自己创作的小便器，他们会有何感想、有何动作呢？艺术固然“能给人和谐的美的享受”，可是，这不是艺术的全部使命。历史证明毕加索、杜尚们是英明伟大的，他们远远走在了“观众”的前面，是他们，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同时也开创了新的艺术感觉与艺术思维。

　　慈禧坐像为什么不能裸？怎么理解历史？我想历史学家与艺术家的风格是不必一样的。而作为“观众”，最要不得的是代艺术家思考、要求艺术家如何思考。如讨论中孙仲的纳闷“‘慈禧’半裸雕塑又能理解出什么历史味道？难道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就是袒胸露腿的‘慈禧’？”，不说这种问话的思维方式有些“文革”气息，我认为作为“观众”，这样的问法就有些欠妥。我想，作者完全是可以这样理解历史和慈禧的。我以为这件作品并无难解之处：作者以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作为识别进行创作，如果说有什么历史承载的话，那他的意图就是：一、对慈禧作为女性这一性别角色进行历史还原；二、对性（具体一点是慈禧这一“性”）在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进行当代呈现。这样看来，作者取“半裸”的形式是合适的，艺术表现也是到位的。并且，我也认为李象群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并不如杨红兵、苑广阔所认为的意在“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不管怎样，先把眼球吸引过来，先把人气聚拢起来再说”，所以我也不赞同“裸体慈禧，看上去是被人亵渎了，但实际上更是被人利用了”的说法。不能一见裸体，产生的念头不是“亵渎”就是“利用”。德拉克罗瓦在《自由领导人民》中，自由女神也画成了站立并且基本正面的半裸体——这在人家西方是油画经典，我们也就没什么异议，但在中国肯定不行。

　　艺术批评不是人人都能的，道德批判却是“观众”的强项。“如果仅仅是要表明李象群个人对历史的理解，那完全可以放在自家的客厅嘛！何必置于公众场所，更何况置于国际美术双年展呢？毁了自己的名誉，污染了大众的眼球算是小事，玷污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的形象这事可不算小啊！”杨红兵的言论，让我感到奇怪，一件雕塑作品何至于有这么大的能量？一些人天天在保卫“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时在维护“中国的形象”，其伟大光荣的成果，难道竟经不起一件艺术品默默的无声的“影响”吗？李象群的雕塑中脸相与体相年龄不称、“着装是否符合清朝服饰”，“坦胸露乳与戴帽、穿龙袍是否协调”有疑问就是“背离生活，歪曲历史”？一件艺术作品只代表艺术家对某事物、某事件的理解，是“艺术的诠释”，而非“历史的叙述”，怎么能如此拘泥？“白发三千丈”为什么是可以的？“缘愁是个长”嘛。我觉得，中国艺术的不幸在于缺少“艺术眼”的人偏偏好谈艺术，谈来谈去谈出自己的可笑。再就是不敢领教的可怕——杨先生就这样结束他的妙文：“相关部门也该规范规范艺术市场了，否则今天一个李象群，明天一个赵象群，慈禧半裸雕像有了，武则天全裸雕像还不快跟上！非艺术非历史的所谓‘艺术’，请走开！”以杨先生看来，如此下去，若不加取缔，大有“国将不国”的危险了。

　　且让我们庆幸杨先生不在“相关部门”主宰艺术之生死吧，否则，以他的标准来“规范规范”后，艺术界、艺术品市场会是怎样一副样子——八个样板戏加一部小说？中国人早就领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