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理论家概略说可分为“考据型”和“思辨型”两大类。前者多重史学，后者多重当代。吴又华在《中国书法二十年》中将胡湛先生划分为“思辨型”书法理论研究家。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说法。但我想补充的是，他的思辨不仅关注当代，而且关注历史，甚至是由历史关注当代，这就使得他的书学研究既具有较大跨越时空的广度，又有了探赜钩深思辨的深度，从而保证了其充分独到的学术价值。《文人书法与新文人书法研究》正是一部彰显胡湛书学思辨特色的力作。

　　本书由上下卷共七篇（书法史学综论；中国古代书学史论；文人书法研究-文人书法史考察；文人书法研究-古代书家研究；科学书法美学探奥；新文人书法研究；书法创作新论）组成，每篇又有若干长短专论，全书实际是一本由70多篇文章构成的综合书学研究文集。笔者不才，试略述评之，权作抛砖引玉。

　　一．开拓创新的研究视角和

　　厚重广博的理论深度

　　作为学术与创作道技并进，学艺兼修之书家书论家，胡湛是率先在理论上倡导新文人书法并力践之的。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书学史论，考察古代文人书法家、书法史的基础上，再探寻当代新文人书法，无疑涉入了一个关乎当代书法发展的重要课题。从黑格尔美学艺术史三阶段分层出发，借鉴移植这一思想体系关照中国书法史，就有了《象征-古典-浪漫——书法历史阶段与艺术类型划分刍议》一文的书法史内部构架模式，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略论》则将此论进一步向深、广推进。在此基础上，《由激昂到沉潜——唐宋书法审美特征及其流变》一文，比附迁移钱钟书“诗分唐宋，唐诗激昂，宋诗沉潜”宏论，胡湛指出，“书法可以概括为工楷和草藁两种类型，前者重理性，后者重感性”；“一部书法史就是书法写意的发展演变史”；“书法审美写意的情态境界都不出激昂与沉潜两大范域”。这些都为我们描述了书法史学科梳理的多维向度，与笔者《写意书法与工笔书法》思路不谋而合。这种划分，与沃兴华《插图本中国书法史》分甲骨、金文、篆书、草体、分书、楷书、帖学与碑学之立体阐述；与胡传海《法度-形式-观念》从书法的三个艺术向度描述书法史一样，都有别于常见书法史的以朝代演变或时间先后为纲的传统思路。当然，胡湛的两篇长文仅仅搭建了一个可资开发的平台，更多详尽深入的工作尚待书坛学人努力。《由单元到整体——书法审美创作意识的一个重要转换》一文，指出唐以前只重单元，到宋明以来重视整体，当代则强调整体至上，这就从书法本体出发，更好地诠释了当代书法展厅效应的视觉审美之内在必然性和历史延续性。《建立科学的书法美学》一文，提出了建立包括书法审美形态学、书法审美心理学、书法审美价值学三位一体的科学书法美学观，可谓振聋发聩。

　　胡湛书法修辞学的研究已经申报国家社科立项，收入本书的《书法创作修辞学引论》仅为其中的一个纲要，曾刊于《中国书画报》。修辞一说，早在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廿四诗品》等古人著作中已经提及，近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堪称中国修辞学开山之作。在书法上，张天弓《书法学习心理学》；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日本河内利治《汉字书法审美范畴考释》；丛文俊《传统书法批评的语义系统与词群结构初探》；邱振中《感觉的陈述——对古代书论中一种语言现象的研究》等专著，精论，都已经从语言学、修辞学、符号学等人文系统对书法进行有益的探索，而“书法修辞学”一说的提出以及具体深入的研究，窃以为胡湛有筚路蓝缕之功。

　　《文人书法与新文人书法研究》之中国古代书学史论篇，其开拓创新之处也俯拾皆是：赵壹《非草书》的“道—艺”价值观；《九势》、《笔阵图》的分析品格；羊欣等书论对书家主体意识的确立；虞和《论书表》的由法书真迹论书；智果《心成颂》和欧阳询《三十六法》对书法“修辞学”的开创；虞世南的以禅喻书；韩愈的书法古文运动；碑学开启第一人应为冯班等等，其阐述思路与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日本中田勇次郎《中国书法理论史》，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萧元《书法美学史》，陈方既、雷志雄《书法美学思想史》，宋民《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尹旭《中国书法美学简史》，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等以梳理中国古代书论为主要内容或重要章节的著作均不同，时出新意，如能互相参看，定会相得益彰，收获良多。

　　此作开拓性研究最着力之处为文人书法和新文人书法研究。《先唐文人书法的产生及其“道-艺”价值观的矛盾与困惑》一文指出，中国书法是技进于道的艺术，中国书法的自觉是以文人书法的自觉而自觉的。先秦儒家精神奠定了文人书法“志于道”、“游于艺”的价值观，道家的“道进乎技”构成了文人书法的审美原则，在整个文人书法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始终贯穿着“道-艺”二律背反的矛盾，而文人书法发展演变的历程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对立和调和的历程。它与接下来的一组文章——《唐代文人书法“道-艺”价值观矛盾的调和与文人书法审美批评的初兴》；《宋代文人书法审美批评观的成熟》；《元明文人书法的流变与衰落》；《清代碑学的崛起及其审美趣味对文人帖学书法的反叛》；《传统文人书法的终结与新文人书法的诞生》——共同构架了文人书法研究之书法史考察篇。立论精准，论证深入。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的，在撰写每一篇文章之时就注意其间的相互关联性，大都是沿着一定的线索和纲目撰写而成。这就很好的保持了本书专题研究的系统完整性。同时，在研究文人书法这一道路上，一些志同道合的理论家、书法家与作者一起，已初步汇成当代书学研究的一种思潮和一种书学创作、学理研究倡导群体，如吴又华、冯宝麟、邱世鸿、叶鹏飞、谢海、洪亮、虞卫毅、陈智等。这使得当代书坛的每一分子，无论对文人书法研究是褒是贬，都不能对其在中国书法史上凸显的清晰脉络视而不见，这就是学术深度、厚度、广度的有力证明。

　　在文人书法研究之古代书家篇中，胡湛对崔瑗、嵇康、诸葛亮、竹林七贤、陆机与“二十四友”、东晋氏族书法、兰亭诗及其作者、李邕、苏轼、黄庭坚、西园雅集及其文人群体、刘秉忠、王铎等古代文人书家进行了或考证或概论或新诠的理论寻绎，旁征博引，自成系统。在文人书法研究之新文人书法研究篇中，收入有关专论十余篇，还收入关于新文人书法概念与创作特点的网上讨论，新文人书法学术与活动年表两篇附录。这对有志于新文人书法研究的同道，对致力于中国书法三十年研究的学者，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二．多维交叉的学科研究方法和

　　实事求是的科学批判精神

　　书法研究，特别是理论探讨，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法论意识早在上世纪就被一些书论家予以关注。邱振中那篇著名的《书法理论与当代人文科学》一文至今仍可以看作是书学研究方法论的重镇。此外，马钦忠、王渊清、丛文俊、戴小京等对此都有高论，一个总的结论是：不讲究方法论的研究，就是盲目的研究，或如笔者 《书法的零度》一文所说，是零度的研究，比如对书法择色问题的探讨即是。由此出发，不难发现胡湛在著述中的谨慎和求实态度。举凡美学、文学、史传、考古学、文化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等人文学科都被他广泛应用在文著中，归纳与演绎结合，历史与逻辑统一，彰显了作者扎实的文史理论修养和广博的阅读积累视野。在具体行文时，作者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批判的精神，如对“书初无意于佳乃佳”的驳议；非民间书；孙过庭《书谱》的美学品格一文中对沈尹默《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庸人空读其文”的批评；《唐代书法理论对法的构建》一文对近世沈尹默等书家孜孜于“笔笔中锋”的机械化误解之回应；《崔瑗考论》一文对包备五《中国书法史略》，李世文、蔡子谔《书学美学詹言》等著作有关崔瑗生平的勘误等等都是建立在对当代书学研究成果深入了解熟练掌握的客观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为权威大师之山障目，敢于言说自己的一家之言，保持了可贵的学术独立品格，这也是每一个书学研究者所首当其冲要具备的基本素养。

　　综上，《文人书法与新文人书法研究》一书，是一部既重书道，也就是书学理论，又重技法研究，即书艺实践的著作，这本身与作者创作与理论双栖并轨成一体式，恰恰很好地向我们树立了一个道技并进，学艺兼修的治学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