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以所著《我与胡适先生》一书赠我，签名处钤盖着我为周老所刻的两方印章。白文《周汝昌印》和朱文《贺周汝昌红学历程六十周年》。

　　《周汝昌印》刻于2004年，采访周老时，周老女儿周伦苓女士言及周老曾用的名章大多都找不到了……当时也在《中国书画》杂志的冯令刚兄说我印刻得如何如何好……话说到这儿，回到杂志社后便主动给周老刻了这方名章。记得是一次刻就的。周老的书作硬朗洒脱，风骨挺拔，而我那时的印章创作追求厚重，创作时便有意增强字法的流动，以使周老钤于作品上时与书作协调。这方印虽为急就，自己却颇为满意，因而也就经常拿出去发表，也不排除向人显示显示：“我给周老刻印了……”但前提是“这方印我刻得满意”。虚荣总是第二位的。

　　周老对红学研究六十年之际，各界欲举行纪念活动，活动需用贺印一方。周老建议能否在印中体现“玉”意，按周老意旨，把刻好的《贺周汝昌红学历程六十周年》印转呈周老，周伦苓女士打电话给我说：“周老看到印章后的原话：‘我把它当成文物了，都舍不得用了’。”我想这是周老在鼓励我，这方印章我自己并不满意，大概令周老高兴的可能是印边的类似宝玉的隐约的龙凤图案。（因自己不满意，故不把此印“发表”。）

　　周老前几年曾令刊“曹雪芹像”，我曾多次思考曹雪芹神态，可总无法为雪芹造像。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宝玉、黛玉，都有一个曹雪芹，一旦落成具体形象，恐世人都难满意，盖心中之人难以附形。我更不想让周老心中之雪芹俗化。若必为之，则照周老的神态刻制一方，当便是雪芹之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