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汪稼华笔墨”来命名的汪稼华画展，2007年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以后，引起了许多业内人士的关注，其原因是，它所对应的当下关于笔墨问题的争论，不是理论形态的文字游戏和书生意气，而是以具体的实践来表明一己对于笔墨的态度。尽管这是汪稼华一个人的态度，但却反映出了许多与他相同的中国画家对于笔墨的文化情感，无疑，他的身后有着强大的阵容，这也正是中国画在21世纪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汪稼华从艺50年来的孜孜以求所付诸的这个展览，表现出了他的功力和学养，也表现出了他对笔墨问题的思考和担当。

　　笔墨是传统中国画的命脉，也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汪稼华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他的人生历程，反映出了他这一代画家对于中国画的认知过程。经历了时代的发展和创作的演进，汪稼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传统的笔墨，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于传统笔墨充满了炽热的情感。虽然，汪稼华早年开始学习中国画时，也是面对的《芥子园画谱》以及石涛、八大等等，但那时只是模仿，谈不上理解。后来，他在创作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新风，是努力通过中国笔墨接近西方绘画的许多尝试，包括吸收了一些装饰画风和现代形态的语言。这是一个许多画家都会经历的过程，稍有不同的是，他没有满足已有的成就，也没有沉溺于一种得到社会认同的自我风格中，相反，他在有所成就基础上的反思，更多的是从当代中国画坛整体状况的困顿中，看到了当代中国画发展中的问题。因此，汪稼华在60岁后潜心研究黄宾虹，并以他多年来对中国画的认识，一改过去的风格，实现了笔墨的回归，如浪子回头。这时候的汪稼华感觉是从零开始，却在已有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新生后的自信。所以，他的近期作品和之前的崂山系列、大海系列以及南极系列，都不尽相同，它们反映出了汪稼华对于笔墨的思考，以及老当益壮的文化理想。他的笔墨形态、笔墨结构、笔墨境界已经显现出了新的气象。

　　笔墨是需要修炼的。汪稼华一直心无旁骛地做“功课”，除画之外，诗词、书法、篆刻互为补充，因此，也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这些传统文人画家的基本路数，对于汪稼华来说，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承传，而是基于现实的补课，毕竟因为时代的耽搁，给与几代画家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挽回的，因此，只有悉心的练习、深切的体会，才能有完善的把握。笔墨的精到正是在一个过程中才有可能实现，而汪稼华的学有所成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感受到了笔墨在当代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前景。

　　毫无疑问，在笔墨的关隘中，当代画家的书法水准是一大缺失，因此，也就成了当代中国画发展中的一大问题。如果从理论上或与现实的关系上来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是基于实践的基本认知，中国水墨画的基础与书法的紧密关系，既可以从工具材料上得到阐发，也可以从文化的源流以及审美的共同性上得到确认。这些中国画的基础问题，并不因为时代的变化和审美的变异，而影响到当代中国画的根基，如果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还需要保持中国绘画在世界绘画体系中的独特性的话，那么，建构中国画在文化上的独特性的基础——笔墨的文化属性，是不能有本质性的变化的。当然，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多元化和多样性很容易成为消解笔墨文化属性的一个理由，甚至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性，但这不影响另一部分人对于笔墨的嗜好。像汪稼华这样的属于另一部分人的中国画画家，所秉持的书法对于笔墨的观念，是他们在对于笔墨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关系的确认中所生发的感情的投入，也是他们在把玩的心态中的自得其乐。

　　经过了20世纪一百年的曲折发展，中国画的笔墨在整体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西方文化的影响，因为社会变化的现实要求，传统笔墨中的许多语言已经处于当今的笔墨语言系统之外。所以，笔墨在今天已经不是中国山水画的唯一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图式风格、视觉形式、个性特色等等也成为当代山水画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有的甚至高于笔墨之上。这种新的笔墨关系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是笔墨当随时代的自然表现，因此，在汪稼华的作品里，并没有那种不合时宜的沉暮之气，他对形式的强烈追求，以及画面中明显的崂山地域风格特征，通过笔墨的建构而呈现出了具有形式感的意味，这也是他画面中的新气象所反映出来的新的笔墨。

　　守法与变法的矛盾关系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画家，其中的度的把握是成就的重要原因。汪稼华在50年的绘画生涯里，一直在努力处理这一矛盾，守法不为法所囿，变法不忘法所在，因此，汪稼华的画不仅是有笔有墨，具“书卷气”，而且富有新意，具当代文化的意味。如果与齐白石的衰年变法相比，汪稼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去从事他的变法；如果立足于当代文化的现状，汪稼华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有理由、有信心去跟踪汪稼华笔墨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