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森将中国的美术工作者分为“高歌派”、“清谈派”和“苦吟派”三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

　　今天的美术界，“高歌派”和“清谈派”的艺术家，往往声名在外，身份和曝光率的作用，为他们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和名声。与他们的知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更多美术工作者的籍籍无名。说到籍籍无名，就不得不让人提起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让人们记住了“李伯安”这个名字。1998年5月2日，一位默默耕耘的艺术家倒在了他已经创作10年仍未完成的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之前，他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融进了“巴颜喀拉”那一派漫天皆白、寥廓无垠的圣境中。与生前的默默无闻截然相反，李伯安死后哀荣，他死后被誉为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画家之一，他的画被称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巅峰之作，事关他的画展走一处轰动一处。李伯安生前曾说过：“画画的人要让画说话。”李伯安这种苦心经营于艺术创作，不求闻达的艺术家，或许可以说是“苦吟派”的典型代表。

　　顾森的发言中还提出，中国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不求名利、默默追求艺术理想的美术工作者。这也正是当下艺术界应当关注的问题。2000年前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了艺术市场的繁荣，艺术市场自身的规律使得资本所关注的艺术家，更为集中化、密集化，买家更喜好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而那些默默无闻的美术工作者，缺少了自身很好的经营后，却往往被外界忽视，甚至遗忘了。在艺术市场的催动下，一部分眼光好、动作快的艺术家先富起来了，相当一部分艺术家耐不住寂寞了，真心关注创作的人少了，关注怎样更快地将艺术品换成钱的人多起来了，美术圈内苦心于创作的个人越来越少。美术工作者将作品的艺术价值摆在第一位，还是将钱放在第一位，更多的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因素。或许“苦吟派”有其自身的问题存在，但公允地说来，社会还是应该适当为那些长期在基层的美术工作者创造一定的机会，而不是一味将眼光盯在那些功成名就的、耀眼的艺术明星身上。

　　作为一名理论家，顾森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与其切身经历有着很大关系。他的切身体会，实际上不仅是“苦吟派”的问题，同时也是广大美术理论家、批评家所面临的问题。因为与艺术家相比，从事美术理论研究似乎更是一个清贫的行业。提倡关注那些默默追求于艺术理想的美术工作者，确切说来也是对美术界和谐生存状态的一种呼唤。时下的美术界互相贬损，拉帮结派、各立山头的情况不少。美术界需要的是一种其乐融融的存在发展状态，而不是你争我斗、弱肉强食的生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