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艺术家收藏家当中，他与唐云先生、谢稚柳先生感情最深，谈到兴起时他拿出一卷唐云的梅花诗手迹与我们分享。唐先生在世时，郑先生曾悉心整理出所有唐老的咏梅题画诗词请其逐一抄录。展开手卷，文人俊逸洒脱之气扑面而来，郑先生指着某节诗末的一处墨痕回忆说：“有一次他抄得烦了，突然停手说我不给你抄了，然后就在纸上乱涂起来，我马上把卷子抢下来，改天再拿去请他继续抄。”无意间，信手意气的涂鸦成就了整幅书法独特的节奏韵律，更记录下多年以前的一段深厚友谊。

　　

　　采访者：最初如何与上海的收藏家们相识的？

　　郑：最早其实是认识了一些书法家，比如沈尹默和胡问遂。上世纪60年代，我进入报社工作，社里要给报道写标题，胡问遂住得离我们社近，我就找他给我们写。与沈尹默相识则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向他学书法，我就一天到晚跟着同学去沈先生那儿。然后开始接触到画家，上海老一辈的画家我全都接触过，有些水平不高的我接触接触就跟他说拜拜了。最后才通过画家们认识了一些收藏家。

　　采访者：对那个年代上海的收藏家是何印象？

　　郑：上海的收藏家和北京的不一样。北京的多为前朝遗老遗少，上海这些多是资本家，他们都是自己花钱买东西，我觉得那才算真正的收藏家。一般资本家给人的印象只是做生意、赚钱、玩乐、穷奢极欲，其实收藏家都很节约，他们的兴趣不在吃喝而在书画古玩，一有闲钱铁定拿来跑古玩市场。我碰见过一位藏家，在那个年代就已经买了转椅，房间四周挂一圈画，转椅放中间，人坐上去“呼”这么一转，这样看画。我到他家去他也让我这样欣赏他的藏画，一边看他还一边感叹：“唉！神仙过的日子！”真正的收藏家就是这样的，把书画当作老朋友。“文革”前后，我跟他们相识的时候那些人多数已经倒霉了，他们虽然住得破破烂烂，却能变戏法一样忽就掏出一块古玉，从大衣口袋里抽个卷子出来，那真是视藏品如生命，视财产如浮云。收藏家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并没有玩物丧志，作为民族资本家，他们将自己的事业打理得很好，又多是爱国人士。其实我觉得历朝历代的收藏家都是一群“超人”，超脱的“超”，即使古时一些收藏家身处官场也是一样超脱，比如米芾。

　　采访者：能给我们讲讲您的第一件藏品和收藏经历吗？

　　郑：是沈尹默的一幅字。他给我写过几幅字，第一幅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整篇的草书。当时我还不怎么懂行，后来拿给谢先生一看，他说这张字难得啊，沈先生很少写草书，非常稀奇。那便是我的第一件收藏。

　　采访者：很高的收藏起点。

　　郑：我不经营收藏，藏品都是免费得来的，所以我有一方印叫“见时容易”，朋友相赠的嘛，得来时还挺不以为然的，当然后面还得加一句“别时难”啦。

　　采访者：张大千有一方闲章叫“别时容易”。

　　郑：是嘛，张大千是够洒脱的。你看，做收藏真是乐趣无穷的事情，光研究画家的印章就很好玩。吴湖帆有一方“与美人同梦”，这里有个故事，他读《美人墓志帖》，睡觉时都把那帖放在枕边，于是刻了这方章。这些人既有学养又性情，研究起来会很有意思。每一方闲章的背景，什么出处典故，那真是一门学问。

　　采访者：闲章也是一种心情的写照，表达艺术家的情趣，包括他的遭遇。

　　郑：所以说收藏是件乐事，但对人的要求很高。张大千说搞收藏需要雅根，要有钱，还要有闲，眼力是次要的，只要有钱有闲看的东西多了眼力自然能提升。现在很多人无法完全陷入收藏的快乐中就是欠缺这些条件。

　　采访者：您如何看待和理解收藏这项事业的意义？

　　郑：我对收藏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入发展的过程。开始只觉得这群艺术家、收藏家很好玩，我自己并不懂书画，但后来和唐云先生、谢稚柳先生接触多了，在他们面前敢说敢聊，久而久之才意识到收藏里有文化。中国文化在书画中传承，收藏与文化有密切的关联。尺牍、题画的诗词、题款，反映着当时的历史和艺术家之间的交往。

　　采访者：书画是反映传统文化的形式和样式。

　　郑：将收藏作为一门学问去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有很多东西可能已经遗失，但你能从传统书画中找回它们。比如书画鉴定中对于材料的研究能够反映其时的经济、手工业状况。一种材料的出现可以印证当时生产工具和科技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单是中国纸和丝绸的发展史便很值得研究。比如丝绸吧，从画画的绢到裱画的绫，各朝代不同的工艺导致了不同的卷面，宋代的卷面是多宽，元代是多宽，包括织法都有很多讲究。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古画中人物的服装、家具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如《韩熙载夜宴图》就是对当时社会风俗的记录，从画里能看出那时候的人怎样娱乐、怎样生活。收藏书画因为蕴含了这些东西，它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有极大的意义，那已经超越了书画本身，上升到了整个文化的高度。

　　采访者：另外，传统书画传达着一股文人精神，很无形的东西。

　　郑：对。文人心胸的宽阔、散淡、超脱、不问世俗的气格，那种无形的东西很感染人。如张大壮先生，那完全是一位高人。整天躺在床上称病不接应酬，但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小朋友跟他讨教他就很乐意。巴金带着毛笔跑去求他的画他都不肯，他却给卖油条的画了很多。那完全是六朝人物，非常清秀，穿着素净，干干净净的一位老先生。还有白蕉，放荡不羁目空一切的一个人，名啊利啊什么都不在乎，说话尖刻，但眼光确实厉害。像唐先生、谢先生这样既是艺术家又作收藏的，人也都非常好，记得有一次唐先生给我看他的收藏，他趴到床底下这儿掏那儿掏地找东西给我，他块头大肚皮又厚，就那样趴着跪着从床底下掏他的好东西与我分享。对于纯粹的收藏家我则是佩服他们的胸怀，那也不单体现在捐献藏品那些大事上。我曾经带着一幅谢稚柳的画，没任何引荐就去北京见张伯驹，他说画你放这儿吧过几天来拿，都不用我明言他就明白我想请他题画。那时的人就能如此性情、简单。我和他面对面坦诚相见，这么大一个卷子搁他那儿都不用担心画被“吃”掉，他也不会因为衰秋之年就拒绝我不给我题，当时我可是什么谢礼都没带，甚至连求什么句子都没想好。

　　采访者：撰写收藏家传记的初衷是什么？

　　郑：深入了解了那些收藏家的经历之后，萌生了为他们立传的念头。通过谢先生，我认识了一些上海博物馆的鉴定家及工作人员，他们整天给我讲收藏家的故事，那时我才真正开始对收藏家产生兴趣。但对收藏家的深刻认识还要归功于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委组织的一个写作项目。当时我申报了博物馆与收藏家的选题，于是开始收集资料素材，我从博物馆调出当时的收藏档案，翻箱倒柜地把那些资料统统找出来看了一遍，从中获得许多发现。这些收藏家令我肃然起敬，他们为国家捐献出如此多珍品。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上海博物馆。潘达于的青铜器，过云楼的书画，胡慧春的瓷器，就这样集各大家所藏才支撑起一个上海博物馆，中国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才可能透过藏品体现出来。当时我就想，他们对我国文化事业的贡献太大了，一定要把他们的付出写出来让更多人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