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双年展扎堆，先后开幕的有9月6日的广州三年展（广东美术馆），9月8日的上海双年展（上海美术馆），9月11日的台北双年展（台北市立美术馆）。这让许多人感受到赶集的味道，人在旅途虽然有舟车劳累，可是，能够有幸看全这些展览，相信对于当代艺术的现状以及问题，或对于彼此的比较，都会有一个直接的认知。然而，看多了引起视觉疲劳可能也是在所难免。从1996年第一届上海双年展以来，双年展在中国从陌生到习以为常，这十多年的时间内，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于双年展的看法更是有所不同，尤其是在认识上。从模仿到逐渐的自主独立，从批评到逐渐的选择性接受，这一切都发生在时间的累积和变化上。因为双年展数量的增加，自然会把文化主体意识的增强、学术更高要求的努力、展览品位的不断提升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所以，本届广州三年展选择了宣言式的主题——“与后殖民说再见”。

　　“后殖民”即“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批判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对当今世界出现的后殖民社会状态的反映。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话语，是一种文化关怀和文化倾向，其实质是要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反对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所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力图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从世界文化的边缘状态回归到应有的位置，甚至成为新的文化中心。毫不讳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后殖民现象是很普遍的。80年代末期出现“双年展”以及构成双年展的诸多作品就是其表现之一，这也是“与后殖民说再见”的前因后果。“与后殖民说再见”和对后殖民文化现象的批判一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与后殖民说再见”是很难的，因为国家的实力、文化的自觉，等等都还没有达到说再见的境界。因此，这个时候说“再见”只是一种文化的理想和诉求，其与现实的距离正好像广州三年展一样，仍然难以摆脱西方的标准和选择，更难以“刷新理论界面”。

　　广州三年展入口处的作品中不断传出了人们熟悉的那激昂的《国际歌》，可是，它鼓动人们如何作为则费思量：它如果是在提醒我们——艺术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那就不是说“再见”，而是要奔向全球化。当然，起来的已经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而是富得流油的“奴隶”。现在既不靠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艺术的“旧世界”已经被“打个落花流水”，当代艺术获得了如今的显赫地位。然而，当代艺术在当下的不断复制，大头、傻笑和全家福已经画了很多年了，导弹、飞机、火车、汽车，甚至是拖拉机也都用过了，而大的工棚则开始变成了小的居所，已经“阻碍了艺术创作新现实与新界面的呈现”。因此，现在不仅要“与后殖民说再见”，差不多也该说“与当代艺术说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