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美术界的复苏，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全面拨乱返正之后开始的。

　　一．老一辈艺术家枯木逢春，焕发活力

　　美术界头号“右派”江丰复出，重新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继而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与此同时，莫朴也放下扫厕所的扫把，重返浙江美术学院领导岗位。老画家彦涵、高庄、冯法祀、王雪涛、叶恭绰、李宗津、李滨声、廖冰兄、王流秋、郑野夫、刘海粟、俞云阶、张怀江、丁聪等均曾被打为“右派”而平反，卸去了精神枷锁。一大批老艺术家相继复出，意味着美术体制已经回归到有序发展状态。而《美术研究》复刊、《美术》改刊、《世界美术》和《新美术》创刊，均表明美术体制已经开始恢复正常运行。

　　老一辈美术家在特殊时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江丰虽然反对“抽象派”，但对青年画家还是开明的。如1979年北京一批油画家自发组织“春潮画会”，在中山公园举办“不设审查制度”的民间展览“迎春油画展”，江丰热情洋溢地以个人名义为展览撰写前言予以支持。莫朴一个至今传为美谈的故事是，1979年在浙江美术学院，是他极力主张花巨款购买了一批外国美术资料，供师生“集体阅读”。后来在国际上名气很大的现代艺术家黄永砯、王广义、张培力等人，最初都曾从这批图书中受到西方艺术的滋养。

　　二．高考制度恢复，

　　一批优秀美术学子成为美术中坚

　　高考制度恢复后，一大批优秀美术学子进入美术学院深造，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了中国美术的中坚力量。如“八大美院”现任院长中，有5位属于高考制度恢复后头几届的学生：中国美院院长许江，中国美院油画系78级；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四川美院油画系77级；鲁迅美院院长韦尔申，鲁迅美院油画系77级；湖北美院院长徐勇民，湖北美院77级；西安美院院长杨晓阳，西安美院国画系79级。有两个小故事，足以说明老一辈画家当初对青年学子所起的扶持作用：冯远是北大荒知青，回上海探亲时拜访方增先，方增先看了他的作品后鼓励他跳过本科直接报考浙江美院研究生，并打电话推荐，冯远果然一举考上；王广义连续3年报考“鲁美”未果，1980年浙江美院油画专业在全国招10名学生，王广义壮着胆报考，遇到了一位“伯乐”。当时全国统考的试卷都张贴在校园里，80多岁的浙美老教授朱金楼看到王广义的画，不禁说：“这个非常好！”再凑过去一看，发现这幅画只得了60多分，便说：“这个太好了，怎么能只得这么少的分数呢？”于是，追加了20分，王广义一下子冲进了前10名被录取。

　　当时的青年学子们，在上大学期间就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比较突出的有“浙美现象”和“川美现象”。在“85新潮”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或四分之三的先锋艺术家出自于浙江美院，如黄永砯、王广义、谷文达、吴山专、张培力、耿建翌等等。“85新潮”的许多重要群团和重要活动都与浙江美院有关。而四川美院则成了“伤痕美术”和“乡土美术”的摇篮。罗中立的《父亲》、王亥的《春》、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月×某日雪》、王川《再见吧，小路》，都是那一时期诞生的经典作品。“浙美现象”与“川美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文革”时期极左美术思想的反叛。

　　三．理论的觉醒

　　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言论自由。1978年5月《美术》发表了《〈美术〉1976年〈复刊词〉必须批判》一文，意味着美术界对“文革”期间的美术思想开始正本清源。而新时期第一场美术论战，是由吴冠中引发的。吴冠中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而被压制、排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艺术才华终于有了可以一显身手的机遇，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可以自由说话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开始大讲“形式美”和“抽象美”，并写成《绘画的形式美》、《造型艺术离不开人体美》、《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等文章，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提出要打一场“创造新风格的美术解放战争”。

　　吴冠中的观点，实质上是对艺术从属于政治、“主题先行”的否定，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中国画坛的金科玉律的否定，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激烈的争鸣。讨论者各持一说，论战持续多年。这场论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吴冠中以“形式美”、“抽象美”问题为突破口，把“中国画创新”的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到了人们面前。（下转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