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换型期的中国水墨画，从图式换型、艺术语言转换到价值标准的更新，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历史地提到我们每一个画家面前。从这个视角去穿越历史，透视李波的艺术实践，更有重要意义。

　　回顾近千年的中国水墨画，尤其在宋元两代，是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在北宋期间，笔迹墨染，取代了工笔重彩，完成了水墨画形式系统的建构。至南宋，尤其是元代，进而完成了从为客体对象传神走向为主体内在精神表现的转型，此后写意水墨画（加上书法的参与和文学的参与）成为中国绘画发展的主流，延续将近800年的这种文化现象，是由多种历史情境造成的，从广义的文化背景来说，画家不可能不受农耕文明的制约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从狭义上说，一些知识分子或因时运不济、屡仕不第、报国无门，或因政治变动，屡遭贬斥，徜徉于山水林石间，与深山野水为友，由于这些高水平知识分子的参与，他们在绘画、书法、诗文、品评等方面的综合性艺术才能，把中国画发展成“国粹”的高度，以至成为中国画文化品位的价值尺度。不论是陶渊明式的笑傲山野，还是徐渭式的“独立寒秋啸晚风”，也不论是苏轼式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还是倪云林式的“逸笔草草”，或者是石涛式的“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自由解放，他们与林泉默契神会，超然出尘，独步一代，追求风神超逸，抒高隐之幽情，发书卷之雅韵，在抽象的寥寥笔墨中，蕴涵着艺术家的全部生命意识和内在情感，把艺术家之性灵与艺术品之神韵合而为一了，把写意文化推到了极致。不管我们当下如何探讨走向未来，也都只能从这条历史长河去“截弯取直”，或者“南水北调”，或者“引滦入津”，总是离不开这条大的源流，难以脱离传统文化的参照。

　　不过应当清醒的是，我们正告别20世纪，正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轨，人脑、电脑加多媒体的信息时代已经以光电般的速度到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将凌驾于21世纪。毫无疑问，区域性文化将与国际性世界文化对接，艺术要换型，文化内涵要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了。由于文人画符号表现的便利，养成了人们不断重复的惰性，已成为绘画语言自身发展的误区，在知识社会化的时代，人们再也不能忍受“炒现饭”的艺术了。艺术批评家再也不应避重就轻地去谈那些与艺术转轨换型无关的烦琐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看重李波老弟的探索，并对他寄以很大的关注和期待。

　　应当承认，处在文化分型期和艺术换型期的画家，处境是很尴尬的，人们要么回归传统，唯吃祖宗饭最为保险；要么割断传统，向西方倾斜，这种两难境地使很多画家迷惘而不知所措，时下能走出误区和怪圈的，应该说是有智者、有勇者。

　　李波的花鸟画，在发挥笔情墨趣的书写性基础上，向现代结构、块面组合、夸张变形和装饰效果掘进，切入了水墨画本体语言的革新，从本体语言上破格、创格，能脱出寻常，这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这不但要有勇气，而且要有实力。一个画家的主体意识和对艺术本体语言切入的深度，在文化品位和学术意义上使水墨画的艺术质量上乘，是最值得赞许的。我以为李波的最可贵处，就在于他的艺术探索步入了艺术转型的过程，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学术意义。

　　创造性是民族发展的灵魂，也是使一个画家成为巍然巨擘的根本条件，因此，我很欣赏在李波笔下的那种鲜活机制——跃然纸上的生命活力，从自然美转型为艺术语言美，从古典美换型为现代美（在结构上从古典形态转换为现代形态），这需要寂静之心、坚韧之力，寂寞求道，不计功利，文心清拔，心通意彻。画家与艺术完全是一种生命血溶的合成关系，唯虔诚敬业，执着而能得道，故以佛性禅心书赠李波，以为代序。